，“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已經早兩年來到了文藝界。從1965年起，她就擱筆不寫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一切寫作都變為罪行，一切與寫作有關的人，都變成了“黑作家”、“黑筆桿”，韋君宜當然也不例外，她被關進了“牛棚”，後來又同大家一道去了湖北咸寧幹校，整天大會批，小會鬥。這段難得的機會和特殊的身分，使韋君宜細膩地觀察了社會，剖析了人生，她在現實主義的創作道路上大大地向前跨越了一步。她說：“這段生活簡直奇妙到難以令人理解……我簡直成了歐洲中世紀供人扔石子娛樂的小丑。起初，我心裡恨極了，我簡直是初次發現人類會如此之野蠻殘酷和翻臉無情。在幹校當賤民，一直到1971年，我才獲得了'解放'。這以後不久，我卻又成了連隊指導員兼支部書記……這一段人生難得的機會，迅速變化的經歷，'階下囚'和'座上客'的反覆互相轉換，使我看清了好多人的內心。”
在幹校，她的創作慾望雖十分強烈，但卻無權寫作。1973年，她被調回北京，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工作很繁忙。每天要處理成堆的稿件，她利用工作之餘，一點一滴地把生活中錯綜複雜的矛盾和鬥爭記錄下來，以完成她多年的夙願。從此，她一發而不可收，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創作的高峰攀登。
創作道路上的冷靜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