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這樣，當官軍剿撫並用，答應給他們牛犁耕種，並讓他們的妻小吃飽時，手下將士便人心離散，渴望過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明末的農民大起義可稱之為革命，但不同於在一種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導下，透過有共同理想的隊伍，來達到實現社會正義目的的良知革命，而是一場在飢餓、困頓、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被迫起來尋找出路的“肚皮革命”。
誠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斷了社會的正常積累，浪費了既有的物質資源，破壞了既定的文化創造秩序。不說別的，單是革命要死人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認定，改良比革命好，這不需要討論，需要討論的是，李自成怎麼“改”崇禎的“良”？是透過立法？選舉？還是彈劾？罷免？
中國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亂迴圈”的怪圈，就必須拋棄幾千年來“只換屁股，不換龍椅”的革命方式，必須尋求一種和平漸進的方式來切入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
而在拋棄傳統思維模式，尋求外部資源的過程中，是否一定要將幾百年前這些走投無路被迫鋌而走險的祖先妖魔化？是否能在否定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的同時，能對他們在反抗壓迫與暴政角逐的過程中所彰顯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給予適當的尊敬？
在朱永興個人看來，在品評這些逝去的古人時，應該多一點理解，少一點苛責；多一點設身處地的悲憫，少一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高談闊論。起碼。如果他不幸生在那些饑民之中，也不會老老實實呆在家裡餓死的。
再說崇禎，朱永興同情是有，但並不認為是一個明君，甚至對他頗多鄙薄。什麼“日理平臺。勤於政事”，什麼“減膳撤樂，厲行節約”，彷彿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明君，只是讓李自成害了。
“日理平臺”與明代的政治體制有關，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實際上是“皇帝集權”。廢除了千百年的宰相制，實行“閣臣輔政，閣部平行，群臣互制”的“文官制”。實際上就是誰也不相信，大凡小事都得皇上點頭。連閣部大臣也不過只是“票擬”而已。具體到崇禎這個人更是“為政察察”，用人多疑，又好自作聰明，他不“日理”誰“日理”？
至於“減膳撤樂，厲行節約”，也是毫無用處。換一個辦公室，穿著爛衣裳上班，要求手下大臣“宿辦合一”。吃飯時少幾道菜，這都不錯。但關鍵問題是得取消加徵，賑災濟困。讓老百姓不要跟著李自成跑，這才是當務之急。如果老百姓有飯吃了，你在宮中搞兩場文藝表演，多吃幾碗紅燒肉，有什麼關係？
但崇禎一遇兵敗城毀的事，只是一個勁兒地下“罪己詔”。但這有什麼用呢？對一個皇帝來說，要緊的不是感動臣民。換取老百姓的幾滴眼淚，要緊的是。朝廷得拿出錢糧，拿出政策，救濟災民，讓老百姓回家種地，至少得停止橫徵暴斂，因為在天下洶洶的大勢面前，加徵無異於“驅羊飼虎”，但崇禎是直到上吊之前一個月還在嚴辭催逼錢糧。
與其說崇禎是有魄力，倒不如說是魄力用錯了地方。在國家暴力機器之下，江南的那些富豪士紳無所動，偏要為難那些受災的老百姓。要說富豪士紳能量大，可還能抗過刀把子？加稅徵糧，不服就抄家，損有餘而補不足，應該不比動用大軍前去鎮壓民亂代價大吧？
其實，這種“逼上梁山”的惡果在當時不要說文人雅士、行政官員，即使普通百姓也已看得一清二楚。
崇禎十四年，河南的許多州縣已為李自成所得，汲縣百姓王國寧冒死上書，指斥朝廷：“時時搜刮孑遺，日日更換守令，追呼於不毛之地，敲撲盡絕糧之人，終不能無米為炊，白骨再肉也。”但崇禎至死不悟，以為只要把詔書寫得“語重心長”、“情深意切”，百姓就任由驅使，不復有怨言。
而“崇禎五十相”之所以成為一個歷史名詞，說的也是崇禎賞罰不明，刑罰太嚴，有恩不欲歸下，有過則儘量外推，用人多疑，舉措乖張的特點。“五十相”指的是他在位十七年，先後換過五十個內閣大學士，這在歷史上都成了一個笑話。
當然，明亡不能歸罪於崇禎一人，但作為這個帝國的“大老闆”，出現官貪兵懈、廠衛林立、政體朽壞、天怒人怨的狀況，他難道沒有責任？為了平遼，屢次加徵，要餓死數百萬人，卻還無法阻止韃虜五掠中原，這個代價是不是太大了？
不可否認，崇禎是一個很有骨氣的皇帝，身死社稷，算是一個悲劇英雄。但這不意味著他一定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一定是個成功的皇帝。就象一個好皇帝未必是好人，一個好人未必是好皇帝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