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滿清趕出關外只是第一步，要想繼續打擊其殘餘勢力，就要不斷地投入，而北地的恢復重建則是持之以恆的基礎。南方的援助必不可少，但不能是現在這樣的完全依賴，至少這樣的狀況不能持續太久。
北方多產出一些，朝廷財政便寬鬆一些；北地多招募一個士兵，則可多調出一個南兵，減少一些由南到北的物資供應。
換句話說，朱永興在力爭使各個地方儘快地達到自給自足，從而節省下資金，開始大規模的國內基礎設施的建設。從戶部的計算來看，光治理黃、淮，就需要幾年乃至十幾年的時間，投入更將是一個極為龐大的數字。還有疏浚運河、修橋鋪路、建設工廠等等，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吞金獸橫在朱永興的面前，要跨過去談何容易啊！
當然，朱永興也可以不必這麼勞心費神，這麼殫精竭慮。管它凍死、餓死多少人，就當不知道，在十幾年後，當熬過來的人們能吃上地瓜土豆，能住上窩棚草屋的時候，他也可以怡然自得地宣稱“國泰民安”，再弄個什麼這個那個的盛世，然後自我陶醉在歌功頌德的海洋之中。
歷史上便是如此。世界近代史的時間跨度，是從公元1640年至1900年。而中國近代史的時間跨度，則是從公元1840年至1919年，比世界近代史落後了整整200年。
在一片“太平盛世”的醉夢中，滿清統治者被自我滿足的“優越感”麻痺了神經，看不見時代洪流的怒濤急浪正在日夜不息地滾滾向前，不知道遙遠的西方正在發生著怎樣的歷史性鉅變。更不明白道西方發生的這場歷史性鉅變對中國將意味著什麼。結果，殖民者的鋼鐵炮艦遠隔重洋乘風破浪而來，把中國清朝這條東方“龍船”撞沉了。
朱永興看得遠，想得深，他不會讓中華民族在經歷百年的屈辱後再去奮起追趕那兩百年的差距。所以。他不會輕易滿足，他也就比別人更累。
一天下來，朱永興召見了黃秀仁，與工部官員商議確定了北方的農業復興計劃，午後又接見了法國使者，對他們遠道運來馬匹表示感謝。並簽署國書，確定兩國正式建交，准許法國在北京，也就是不久之後的首都，建館並常駐使團。同時。朱永興下旨挑選赴歐使團，主要是在英、法兩國設館駐使團。
一名外交史學家曾經這樣敘述過：“自從各國在外國首都保持常駐使節成為慣例後，處理國際關係的方法發生了徹底的變革。常駐使節始於十五世紀。後來隨著強大和統一的民族國家取代封建君主，慣例成為非此不可的了。在十七世紀‘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簽訂之後，和平往來得到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由此增多，從而常駐使節的慣例在歐洲得到普及。”
重要的不是能與英、法兩個大國建立外交關係，而是標誌著中國從此走上了近代外交。
儘管中國的外交。就其活動方式和活動的實質內容而言，可以溯及兩千多年以前的春秋戰國時代。但當時各諸侯國畢竟形式上還是在一個大一統的國家之內，而後來也又復歸於大一統。因此嚴格地講。和今天我們所講的主權國家之間的外交還不是同樣的事。
在此後的漫長歲月裡，中國和周圍少數民族互有徵伐，逐漸融合。而和周圍一些國家建立的也都是藩屬關係，雖然也時有貢使來往，也曾派出使節遠赴異鄉。但由於獨特的地理位置，中國並沒有真正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國建立交往。因此自然也談不上有什麼現代意義上的外交關係。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建立外交關係，互派常駐使團；然後便是派出留學人員。引進翻譯科技書籍，加強進一步的文化科技交流。朱永興知道急不得。他先開啟一扇窗，然後是推開一道門，他要讓國人都能睜眼看世界，跟隨著時代大潮而前進，甚至是引領時代大潮。
最後召見的是臺灣派來的貢使，嗯，姑且這麼叫吧！使者是陳永華和馮錫範，提前獻上了新年賀禮，還有一些錢糧，以示支援國戰的態度。
“仿沐家例，永鎮臺灣。”朱永興沉吟了一下，突然莞爾一笑，略帶嘲諷地說道：“臺灣已被延平王治理得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朝廷的旨意又有何用？裝點門面嗎？”
“啟奏萬歲，臺灣大小官員皆先王所封，亦合朝廷規制。”馮錫範抗聲啟奏道：“若朝廷要委派能員幹吏前往，臺灣又豈能相拒？”
鄭成功在世時，確實有開府建衙的權力，這也是永曆朝廷懦弱且無實力，對東南一柱只能是籠絡。但現在朝廷處於強勢，臺灣自然不敢再跋扈自雄了。
“朕之前便說過，要借臺灣一地囤兵停船，以作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