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開創時，將國家的首都確定為南京，後來遷都至北京。而北京就在當時的勁敵蒙古附近，遷都被形容為“天子守國門”。而末代皇帝崇禎，在國難臨頭的時候未曾丟棄皇都倉皇逃跑，又詮釋了“君王死社稷”這句話。
當然，成祖遷都北京，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加強對北方軍隊的控制，抵禦北方敵人的侵擾。因為明朝的威脅主要來自北方，前期是蒙古人，後期是滿洲人，為了防禦少數民族的南下侵擾，必然要在長城沿線部署重兵，如果把首都放在南京，那麼皇帝就要把北方的重兵交給他人統一指揮。無論這個人有多麼忠誠，作為封建皇帝始終是不會放心的。
天下精兵良將，盡在九邊。在沒有現代通訊、交通工具的時代，如果放手賦予戍邊重兵集團主將足夠的自主權，他們向安祿山看齊的風險很可能上升到令人無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內虛外”的政策，束縛戍邊重兵集團主將的手腳，軍隊的作戰能力又將遭到嚴重削弱。
況且，北京的地緣位置屬交通要衝。佔住北京，就挾制了西北到東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條關口(這是四條生命線)，北京城外有太行山、軍都山、燕山，地勢高峻，“以燕京而視中原，居高負險，有建瓴之勢”，“形勝甲天下，層山帶河，有金湯之固，誠萬古帝王之都”。
有利則有弊，定都北京第一是首都位於邊境，對於國防要求太大，使得邊境部隊沒有多少戰略縱深。迴旋餘地很小，於國防有弊；其次是當時中國的經濟中心是江南一帶，供應首都的物資開銷，之前完全是靠大運河運輸從南方供應。這無疑加大了人力物力的耗費，且有可能拖慢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對整個國家的發展不利。
既然是有利有弊，便要反覆權衡，而朱永興最後決定依舊把北京作為首都，最重要的一點其實還在“天子守國門”上。在來自北方的侵略威脅消失前，國都設在北京，是一種倔強的面對挑戰的態度。也能顯示中興後的大明王朝朝氣蓬勃、勇於直面挑戰、迎難而上的精神風貌。而且，北京一連數百年都是全國政治文化中心，人們自然有一種嚮往的向心力，會增加全國團結和統一的力量。
儘管有困難，但不是不能克服的。漕運可以轉為海運。官家承運可以轉成商家承辦，在目前的航海條件下，是完全可行的。北方氣候和環境雖然惡劣，但小冰河期最寒冷的時期已經過去，自然條件正日漸轉好。
南京固然也是首都的選擇，但它充當國都的時代，幾乎全是分裂時代。而且很多建都於此的王朝，都在短短的期間內。發生變化，包括令後人惋惜的悲劇。朱永興雖然不是很迷信，可也擔心在這金粉享樂之地的時間太長。出現文恬武嬉的局面。
再從向外擴張墾殖考慮，向南向北是兩個方向，南弱北強是一目瞭然的事情。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並增強北方的軍事力量，並將熱力輻射到遙遠的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定都北京也是相當必要的。
而從決定北伐成功後遷都開始。一系列的舉措便開始落實實施。而在這項重大的政治舉措影響下，政府亦隨之推出了相應的經濟活動。比如拍賣北方新光復地區的逆產、敵產。目前主要是一些大中城市的商鋪。更新的資訊不斷由北方官員傳至戶部，經過整理後印刷成冊。或是張貼於外，廣而告之。
無疑，定都北京將是這種拍賣活動的催化劑，而北京及周邊城鎮的商鋪則是最受關注的。天子腳下，經濟發展和繁榮是可以預期的。
“天津，嗯，既是港口，又是商貿集散之地，比之京城亦不遑多讓。”張川天拿著一份剛剛抄錄回來的名錄在仔細分析。
因為剛剛光復，名錄很粗疏，多是一些早已有漢奸定論的附清、助清皇商的家族產業，其餘的還要進一步整理甄選。
“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張施華有些鄙視地一笑，說道：“可錯看了形勢，也是家敗人亡的下場啊！想當年，他們何等風光，皇商啊，戴著官帽的商人呢！”
“不是看錯了形勢，而是違背了商道。”張川天輕輕搖頭，用筆將幾個中意的商鋪圈起來作為備選，語重心長地說道：“聖上說過：商業無國界，商人有國籍。既是大明子民，卻資敵助虜，與漢奸何異？今若不以重罪治之，此等敗類還會出現，於國於民有大害也！”
“爺爺，其實也算是錯看形勢啊！”張施華不服氣地說道：“您看那商團，於萬歲潛龍時全力襄助，如今可都是發達了。就說這拍賣商鋪吧，同樣的價錢，他們可是有優先權，還不是萬歲在感謝他們？”
張川天微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