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亡，則其政息”， “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儒家的“人治”主義，過於重視人的特殊化、思想道德高度與自覺性，這種“賢人”政治的條件和基礎顯然過於理想化了。
人性善，還是人性惡，對於後世的朱永興來說，似乎不是什麼糾結的問題，畢竟在物慾橫流的社會，他見過了太多醜惡的東西。與其相信人的道德修養，倒不如用法律條文加以約束。
“立國之初，宜用寬典，既彰殿下仁厚，又不致人人自危……”
“不然，法貴於嚴，庶不至流弊。俾後之守者，自易治耳。況地方新復，非嚴無以統眾，惟在制宜而已……”
引經據典的文字朱永興粗粗略過，沉吟了半晌，提筆在檔案上寫道：“法者，非為人亡政息，亦非為短期之措，之初、之後，皆當遵照執行，是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至於寬嚴之度，法未頒佈前可認真研討，頒佈後則絕無寬貸，犯者雖親信無赦，是為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立法不同於推行政策，政策可依據情況不同加以廢棄和修改，法律條文則是嚴肅的，長期的，絕不能朝令夕改。至於以後，金口玉言、出口成憲地高高在上時，朱永興也不準備隨意踐踏。這不是什麼高尚，而是他考慮得深遠，既是為國家，也是為自己，還是為自己的子孫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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