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棉花王國，盛行作物租種，佃農通常只需貢獻出自己和家人的勞動力，得到的回報是他所種植的一半的棉花和三分之一的穀物。貧窮的佃農向地主借錢購買食物和衣物，否則的話就求助於其利息可能高到50％的信用商人。這些貸款經常相當於常年的施捨，使倒黴的債務人淪為實際上的做工還債者，在那塊像自己一樣被殘酷剝削的土地上辛苦勞作。很多地主發現白人更不聽話，於是便開始優先選擇黑人，他們對計算更糊塗，對東家更順從。白人佃農因此被迫淪為農場勞工，或者隨季節的變遷而在不同的地方輾轉漂泊。三分之一的人在同一個地方再也呆不了一年。耕作和保養的方法因此助長了丟三拉四的浪費，很少人想到儲存土壤，修補屋頂或柵欄，送孩子上學，或者在社群的社會生活和教會生活中紮下根來。“那有啥用？除了生計，我啥也得不到。”這句話成了對所有批評的常備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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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節：變革中的城鄉（5）
租佃在南方可以追溯到南北戰爭之後的重建時期。20世紀初，這一制度傳播到了種植玉米的地帶，到1940年，伊利諾斯、愛荷華、堪薩斯、內布拉斯加和南達科他等州的佃農比弗吉尼亞、肯塔基和佛羅里達還要多。但在中西部，這一安排並沒有導致普遍的不幸。事實上，有些農場經營者選擇把自己的資本投在裝置、而不是土地上，而另一些人則從受僱的勞工起步，穩步上升，成為佃戶，再由此成為地主。然而，大蕭條的衝擊卻驅使全國各地大批小地主淪落到被迫租佃的不穩定狀態，1930～1935年間，有75萬個農戶由於喪失贖回權和破產拍賣而失去了他們的農場。在1932年和1933年初，從南北達科他，到俄克拉荷馬，絕望的農民聚集起來，要用義務警員的辦法來保全他們的財產，當銀行和保險公司的代理人為一頭母牛或一臺收割機而進行名義上的競價的時候，就去恐嚇他們。在達科他州的勒馬斯市，農民們把不妥協的縣法官從他的法官席上拖了下來，然後用一根繩子把他吊了起來，直到他昏了過去。明尼蘇達、北達科他和愛達荷等州的州長髮布公告，反對強行拍賣，幾個州的立法機關手忙腳亂地透過了抵押貸款延期償還的法律，這些法律搶先於1934年6月透過的弗雷澤－萊姆基法案（最高法院後來廢除了這部法律，不過以意圖相同、但更溫和的法律取而代之），該法案把抵押品的贖回權延長了5年，條件是，涉案農民在此期間應支付聯邦地方法官所定的租金。
儘管採取了所有這些措施，但耕地的剝奪依然是租佃制度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1937年初，總統任命的“租佃委員會”報告，過去十年來，佃戶以每年新增40；000個的速度在增長，以至五分之二的農民都成了佃戶，而在半個世紀之前，只有四分之一的農民屬於這一階層。緊跟著這次全面調查之後，羅斯福於1937年2月向國會遞交了一份諮文，請求制定一項計劃，以改進佃農、谷租佃農和農場勞工的命運。
在這種緊迫性的背後，也有著被一些文學藝術作品所刺激起來的公眾興趣，這些作品包括：歐斯金？考德威爾的長篇小說《菸草路》（Tobacco Road，1932，它後來被改編成了戲劇，創下了這十年的票房紀錄），同一作者的《向冉冉升起的太陽下跪》（Kneel to the Rising Sun，1935），以及這位喬治亞州人和他的妻子瑪格麗特？伯克－懷特從全國各地蒐集來的照片文獻。還有一些人得知谷租佃農的故事則是透過威廉？福克納的那些尖銳的長篇小說、像《棉花中的小屋》（Cabin in the Cotton，1932）這樣的電影，或者霍華德？W。 奧德姆、阿瑟？雷珀、魯珀特？B。 萬斯及教堂山其他同行們在鄉村社會學方面所作的紮實研究。
在背後，還有南部佃農聯盟的抗議和鼓動，這個組織是1934年7月一小撮白人和黑人佃農在阿肯色州組織起來的。其種族平等的含意，和它的激進主義氣味一樣，把普通的棉農嚇得夠嗆。但是，儘管有鞭撻和夜襲——這些讓人不由得想起三K黨，南部佃農聯盟到1937年還是發展了大約35；000名成員，主要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馬州，並在這個節骨眼上跟CIO建立了緊密的聯絡。它在華盛頓維持了一個活躍的遊說團，並幫助促成了第一部旨在救濟地位最卑微、處境最艱難的農場工人的立法。
1937年7月22日透過的“班克黑德－瓊斯法案”設立了農業保障局（FSA），最初一筆撥款為1；000萬美元（第二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