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1918年期間，理論物理學教授玻恩也在柏林，他同愛因斯坦過從甚密，有一段時間天天見面。他在《回憶愛因斯坦》一文中，有幾段關於這個時期的重要描述：“當時，已經形成了反對他、還是擁護他的派別。他既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也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人。可是，人們知道，他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他的觀點明確，認為訴諸武力是毫無意義的，他也不相信有什麼德意志的勝利。戰爭將結束時，德國某些重要人士，其中有歷史學家德爾布呂克、國內經濟學家布倫塔諾和愛因斯坦及其他一些人，經常舉辦晚會，還邀請外交部的高階官員出席。主要討論大本營提出的勢必招致美國參戰的無休止的潛艇戰問題。愛因斯坦說服我參加這些聚會，而我當時還是軍官，理應不參加。在他們中間，我是最年輕的一個，從來緘默不言。愛因斯坦卻常常講話，他的態度是那樣鎮定自若，言吐又是那樣的清晰感人，像是在論述理論物理問題。”
有時，愛因斯坦還與國外反戰戰士會晤，絲毫不理會德國好戰分子對他施加的種種精神壓力。在愛因斯坦所在的科學院中，沙文主義的狂熱情緒也越來越濃厚。一批物理學家竟公開發表一封信，信中規勸人們在科學研究中不要引用英國學者的著述，並以德國科學遠比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膚淺理論深奧而自詡。
對此，愛因斯坦不屑一顧，他仍然大聲疾呼著：“戰爭對國際合作的發展是最可怕的障礙，尤其在於它對文化的影響。戰爭破壞了知識分子從事創造性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切條件。如果他正好是年輕力壯，他的能力就會被束縛在破壞性的戰爭機器上，而年紀大的人也會陷進仇恨和失望的氣氛之中。而且，戰爭導致國家貧困，導致長期的經濟蕭條。所以，凡是珍惜文化價值的人，就不會不成為和平主義者。”
1917年秋天，對於俄國工人和農民革命的勝利，愛因斯坦表現出由衷的喜悅。他認為，這是馬克思學說在一個大國裡的一次成功嘗試。也是在社會平等基本原則基礎上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初次試驗。幾年後，他著文表達了對十月革命和俄國革命導師列寧的崇敬心意：“我崇敬列寧，因為他是一個為爭取實現社會平等而獻出自己一切的偉人。雖然我認為他的手段欠妥，但有一點應該肯定，像他這樣的偉人是人類良心的洗革人和捍衛者。”
這些言詞真是絕無僅有的歷史文獻！當時，德國還沒有任何一位大自然科學家能像愛因斯坦這樣堅定而明確地崇敬列寧的高尚品德，讚揚十月革命的人道主義精神。
愛因斯坦雖然贊同列寧的社會和政治目的，但對達到這一目的所採取的“手段”卻持保留態度。這是歐洲知識分子中人道主義的普遍立場，也是愛因斯坦對社會變革的“天真”的疑慮。
在戰爭歲月裡，愛因斯坦滿腹愁腸，為人類的命運及未來憂心忡忡。這種情緒在他為分子布朗統計法的研究前輩斯莫盧霍夫斯基寫的悼詞中表露得非常清楚：“每一個瞭解斯莫盧霍夫斯基的人，所以喜歡他，不僅因為他是一個聰明的科學家，而且也因為他是一個高尚的、敏感的和友善待人的人。近幾年來的世界災難，使他對人們的殘忍和對我們文明發展所遭受的損失感到極為痛心。命運過早地中斷了他作為研究家和教育家的卓有成效的活動；但是我們將非常珍惜他的生活榜樣和他的著作。”
其實，愛因斯坦的這種情緒在1916年3月14日寫的悼念馬赫的文章中，業已流露出來：“在讀馬赫的著作時，人們總會舒暢地領會到作者在並不費力地寫下那些精闢的、恰如其分的話語時所一定感受到的那種愉快。但是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吸引人一再去讀，不僅是因為他的美好的風格給人以理智上的滿足和愉快，而且還由於當他談到人的一般問題時，在字裡行間總是閃爍著一種善良的、慈愛的和懷著希望的喜悅的精神。這種精神也保護著他，使他受不到那種今天很少有人能夠避免的時代病的影響，就是說受不到民族狂熱的影響。在他的通俗文章《關於飛行拋射體的現象》中，他也不能放棄在最後一段裡所表達的他對於各個民族達到相互瞭解的衷心願望。”
戰爭在繼續。
愛因斯坦希望真理之聲傳遍全球的理想破滅了，他希望把人們從極端、狹隘的民族主義中解脫出來的努力也無濟於事。愛因斯坦變得前所未有地悲觀起來。
1917年他寫信給洛倫茲，說：“每當我想起生活中的無限悲傷之事，就抑制不住我的沮喪心情。以前，物理學能解除我的苦惱，現在連物理學也無濟於事了。”
大戰結束前一年，愛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