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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臺下的軍官生們整齊地列隊肅立，身材高大的張靈甫站在前排佇列中，畢恭畢敬地聆聽著蔣校長一口濃重難懂的寧波腔的訓話。他和同學們剛剛才結束緊張而與外界隔絕的入伍生訓練，對於校長這番話的弦外之音，臺下的大部分學生還渾然不覺，而蔣介石卻是實有所指的。
當時黃埔島上的政治風雲，已經呈山雨欲來之勢。
還在第四期入伍生入校之前，黃埔軍校內的政治氣氛就瀰漫出弔詭之氣。1925年8月20日，黃埔建校時的黨代表廖仲愷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前遇剌身亡，一般認為，刺殺廖仲愷是由當時國民黨右派的領袖代理大元帥胡漢民的授意，張靈甫開始入伍生訓練期間，胡漢民與部分國民黨右派的一些重要官員正相繼離開廣東，新任的黨代表是當時被認為左派的汪精衛，他曾大呼“革命的向左來”，黃埔軍校政治部自主任熊雄以下幾乎全部都是共產黨員，校內的政治活空前活躍。黃埔軍校的原校名“陸軍軍官學校”也在一九二六年初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以強調在軍官訓練中的政治教育比重。而此時，國共雖然還處於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兩黨的裂痕其實已經顯露端倪，可以說是黃埔軍校多事之秋的開始。“青年軍人聯合會”和“孫文主義學會”的鬥爭就是這種裂痕的具體表現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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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黃埔四期生（3）
青年軍人聯合會，成立於1925年2月，當時黃埔第一期學生即將畢業，鑑於當時廣州商團反動勢力日益強大，黃埔一期的共產黨員學生蔣先雲首先提議成立這個組織，起初的宗旨倒也簡單，就是把所有駐紮在廣州傾向革命的青年軍人聯合起來，以聯合的革命軍人，來對付聯合的反革命商團。當時成立青年軍人聯合會，校長蔣介石也是點了頭的，他向來把黃埔軍人看作是他自己的勢力，把其他軍隊裡的革命青年吸引到黃埔軍人周圍，對他擴張自己的勢力不無好處，何樂而不為呢，所以他起先不但不反對，還把自己的心腹學生賀衷寒等人也派到會里擔任骨幹。不過，會里的活躍分子大部分是共產黨員學生，領頭的有蔣先雲、周逸群、王一飛、李之龍、陳賡等人，結果青年軍人聯合會很快演變成了由共產黨人領導的左翼軍人組織。
買了炮仗給別人放，這樣的結果蔣介石當然不樂意了。他支援的賀衷寒等人先是常常在會里與左派學生唱反調，後來乾脆忿然離開另起爐灶，在蔣介石的默許下，軍校內的右傾教職員和學生於1925年秋冬組織成立了孫文主義學會，由軍校政訓主任王柏齡和一期畢業生中有名的右派學生賀衷寒、曾擴清等人領銜。他們公開宣稱，共產黨雖然與國民黨合作，其實是想乘機篡奪國民黨的黨權，一朝得逞，所有國民黨員，尤其是黃埔同學中的國民黨員，將受到無情的*，而無立足之地。因此，他們以學習研究三*義為號召，集結一批黃埔師生，專門與左翼師生的青年軍人聯合會對著幹。
如此一來，在黃埔軍校前三期的同學中間就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左右兩派，在學校裡，如果看到兩隊學生唇槍舌劍，箭拔弩張，不用問，那一定是兩派學生在相互較勁。1925年10月，兩派的成員在廣東大學舉行的關於第二次東征的*上大打出手，拔槍相向，形成勢同水火的局面。四期新生的連排長們，大都是先期畢業的黃埔學長，這種鬥爭也就不可避免地透過他們蔓延到了新生之間。青年學生血氣方剛，容易受到政治鼓動的影響，部分學生在左右兩派的誘導之下迅速在政治上“站穩立場”，加入了兩派之間的政爭。
其實像張靈甫這種剛入軍校的四期入伍生，多半踏出校門不久，缺乏社會閱歷，他們的投奔大革命，一般憑的是年輕人的愛國熱情和對國家民族救亡圖存的責任感，有的或許還加上一點個人出人頭地的企圖心，要說對什麼主義的絕對信仰，一開始還談不上。用張靈甫的同學文強日後的話說：“當時許多同學入學時甚至連三*義和三大政策都搞不大清楚。”他們多數對這場*背後湧動的暗流不甚了了，對當時廣東風雲變幻的政局更沒有深刻的認識。
文強的升軍官生甄別考試，就很形象地體現了這批入伍生的政治水平。主持升學口試的黃埔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問文強的：“為什麼要來這所學校學習？志願何在？”文強的回答像是在背口號：“是為革命不怕死而來，志願是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為實現‘三*義’而奮鬥。”鄧演達滿意地連連點頭，吩咐他以後要多多研讀“具有‘三大政策’內容的新三*義”。文強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