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現在一天要損失一千人，而補充的人數甚至還不能使他的部隊保持現有的實力水平。他強調說，如果遲遲不能獲勝，還會增加中國和蘇聯軍隊進行公開干涉的危險性。但是，為了殲滅在南朝鮮的敵軍，必須在九月二十五日發起這次攻勢，而且，為能穩操勝券還要以足夠的兵力發起這次攻勢。否則，在敵人鞏固陣地並得到增援之後，我們就會在更加不利的時機進行一場更為困難、需要付出更大代價的戰爭。
當然，我們的遠東司令煞費苦心提出的那套詳盡而令人信服的論據遠不止這些。
在這次會議的始終，以及在開會前一天我在午餐桌邊坐在麥克阿瑟將軍身旁所度過的那段時光，都可以明顯看出，他是尊重上級、按自己的指揮系統辦事、明確自己的職責範圍的，而且也是忠於政府的。
對此，我的印象極為深刻。所以，在這次會議之後，當我第一次與哈里曼先生和諾斯塔德將軍單獨在一起時，我曾幾乎用同樣的話談到過這種印象。他倆都表示贊同我的看法。
哈里曼還談了一點自己的看法。他說：“應當把政治問題和個人考慮撇在一邊。我們的政府應當把麥克阿瑟將軍作為一大國寶加以器重，他確實是個國寶。”
我們回國後都準備做些說服工作，爭取儘快滿足麥克阿瑟的請求，立即把第3師調撥給他（第3師已得到一定的補充，來自波多黎各區的第65步兵團和當時還在巴拿馬的第33步兵團的一個營均已編入該師）。
我的有關東京會議的筆記（這些筆記從未複製過，至今仍歸我個人儲存）表明，那是一次內容廣泛的坦率的會談。會談不僅涉及到當時朝鮮的形勢問題，而且涉及到總司令關於應付各種意外情況的個人打算。好在這些意外情況從未發生過。麥克阿瑟特別關心福摩薩問題。
他發誓說：如果赤色中國愚蠢地去進攻那個島嶼，他將火速趕去負責指揮，“使他們遭受慘敗，從而使這場戰鬥成為世界上決定性的戰鬥之一。這將是他們的一場巨大的災難，它將震撼亞洲，可能還會擊退共產主義的浪潮”。至於紅色中國是否會採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懷疑的。但是，他說，“我每個夜晚都祈禱赤色中國能這樣做——我常常是跪下來在那裡祈禱。”當然，現在還沒有一個人可以斷言，他這種降伏共產黨巨龍的勇士的夢想，是否就是促使他後來不顧後果地向滿洲邊境進攻的原因。但是我想，這一點確曾促使他幻想取得徹底的勝利。
然而，在當時，正如我早先說過的，麥克阿瑟尊重上級的態度給我以很深的印象。他提出自己的方案時絲毫也沒有對上級不忠誠的表示。當時，也沒有任何跡象預示著那種不同意志的衝突。那種近乎於不服從上級的衝突，後來使這位勇敢的老兵被突然解除了職務。他自信、樂觀、驕傲，善於雄辯，無所畏懼——可是，他當時給人的印象又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軍人，似乎隨時準備不講價錢地去執行上級下達的任何命令。
至於仁川登陸計劃，由於該計劃很高明，構思合理，對極細微的問題都考慮得非常周密，因而我立即就對這一計劃表示了支援。但是，在這個問題上我無權作出決定；必須把參謀長聯席會議中那些持懷疑態度的先生們爭取過來才能使這次行動計劃獲得批准。
對這個計劃能否成功表示懷疑是有充分根據的。因為，只有同時具備以下條件時才能在仁川取得勝利，那就是要正確地選擇時間，要有極好的運氣、密切的協同、完全的突然性和極其勇敢的精神。在朝鮮整個彎彎曲曲的海岸線上，再沒有比仁川更難突擊的地點了。仁川的天然防禦條件使敵對的一方几乎無法從海上接近。退潮時，三十英尺高的潮水在近一英里寬的泥灘上留下一條難以透過的彎曲水道。這塊泥灘好象是專為使我們的坦克登陸艦擱淺並使其成為炮兵的目標而形成的。一個在我看來堅不可摧的小島瞰制著水道。通向港口的唯一接近路水道本身肯定已經佈雷，小島上也一定構築了堅固的工事。此外，登陸作戰時間選擇在臺風季節，狂風很可能把我們的登陸部隊吹散，使他們全部暴露在敵人面前從而被消滅掉。
因此，無怪乎抱懷疑態度的先生們仍堅持懷疑的態度。象詹姆斯·多伊爾海軍少將和奧利弗·史密斯陸軍少將這些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戰豐富登陸作戰經驗的老將都沒有對這種方案引起興趣。不少其他的方案也提了出來，其中包括在東海岸的元山實施登陸，或者在遠在仁川以南的群山實施登陸。在群山登陸可以更快地給釜山當面之敵造成壓力。但是，麥克阿瑟拒絕採納所有這些方案，儘管他後來很感謝參謀人員準備了一份在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