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國民不會因之失去個人向日本要求賠償的權利，《和約》生效後，荷蘭國民還可以要求戰爭賠償。
1956年，荷蘭政府果然代表其受害國民向日本政府索取戰爭賠償，日本就開始推託推委，荷蘭態度強硬不依不饒。美國再次出面調停，“提醒”日本，兌現承諾。於是日本向荷蘭支付了一千萬美金的賠款。
這個結果昭示《舊金山和約》的另外四十七個簽署國，包括美國，都可以像荷蘭一樣擁有國民個人向日本索要戰爭賠償的權利。
因為條約中的第26條規定，如果日本與任何一國達成優惠於本條約中規定的戰爭賠償解決，日本必須以同等優惠條件與本條約締約國達成戰爭賠償解決。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個秘密公開，世界譁然。9月8日，美國和世界各地和平組織、人權團體，圍住在美國參加《舊金山和約》五十週年慶祝會的日本外相和美國國務卿，進行抗議。
日本就是不謝罪（3）
這一事件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日本沒有理由再說國家無答責，再說日本和亞洲的戰爭責任問題已經解決。
亞洲的慰安婦、勞工、大轟炸、細菌戰等等日本侵略戰爭的受害者們追討權利和尊嚴的道路上的障礙又搬除了一大塊。
但一個問題顯而易見，對於美國在戰後六十年的所作所為，應該怎樣什麼程度地追究其責任？
日本的一部分人士開始認識到日本的問題：日本的經濟可以發展，日本人可以帶著他們精良的產品走向世界，但在亞洲，他們會越來越多地遇到阻力。
“六七年以前，我帶了兩位日本企業的人去浙江瞭解市場情況。在杭州吃飯談商務時，剛一入座，一箇中國人就向著日本人伸出一隻手，張開五指說：‘我老家在山東，是抗日根據地，你們日本人殺了我們家五口人。’另一位朋友接著問：我看你們現在的日本人都彬彬有禮的，可是為什麼侵略中國時，無惡不作？殺人放火、強姦婦女……冷不防的話題，我在中間擋也來不及。一位日本人反倒覺得對我有點過意不去，一邊說，現在已經好多了呢。七八十年代，剛到中國來做生意的時候，走到哪裡，都要被人說，說起來還要厲害，真是不好受。”王選向記者講了這個故事。
日本記者近藤昭二在中國也有類似的經歷，1997年7月25日，他和三名日本電視記者在常德市老城區雞鵝巷採訪，一位在街上擺煙攤的老人走上來大聲說：“誰是翻譯，給我轉告一句話！”王選應聲上前。“你告訴他們，日本人沒一個好東西，原先在我們這裡燒殺擄搶做盡了壞事，現在日本首相還在參拜靖國神社，又在傷害中國人，他們放明白些，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當年了。”王選一時不知怎樣把這話翻譯給近藤。多年在中國調查細菌戰的近藤早已明白老人的話，五十五歲的他半響無語，垂手而立。王選忙解釋，近藤是一個有正義感的記者，一直幫助中國人打細菌戰官司。老人聽了，向近藤道歉，說，你是好人，中國人感謝你。近藤眼圈一紅，毫不掩飾地當眾哭了。
在日本，像近藤這樣的揭露日本戰爭罪行並幫助各國受害者打官司的記者、律師、學者及和平人士被有些人罵作“賣國者”，經常受到右翼的攻擊甚至遇到威脅。近藤的子女在日本上學都要請保鏢專門護送。但是在這些人自己看來，他們是真正的“根本意義上的愛國者”。他們認為，日本只有解決了戰爭的遺留問題，才能被亞洲和世界人民所接納。因此日本才有了“戰後補償”運動。
沒有道歉和賠償，在亞洲人民的心中，戰爭就永遠都不會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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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戰紀念館
這是一個古老的祠堂，偌大的天井，偌大的屋宇，簷下是粗壯的雕樑，木頭黯啞的顏色無聲地說著它的歷史久遠，給人以肅穆莊嚴之感。在大門的右側，是受害者的陳述書，左側是義烏細菌戰死亡者名單。一個個的名字用黑體字整齊地排列在一塊石壁上，沿祠堂的四壁，貼滿了日軍細菌戰暴行、細菌戰訴訟、受害者控訴的圖片和文字說明。
這是義烏崇山的曲江祠。祠堂正在建設當中。細菌戰原告團成員71歲的王錦悌負責祠堂的修復工作。這裡將成為侵華日軍細菌戰紀念館的主體建築。
在祠堂的東廂房裡，一些白髮老人在忙碌，他們在修曲江祠宗譜。王希琦，一名義烏中學的退休教師說，曲江祠就是王氏的老根，由此發出去的村有56個，總人口萬人，都姓王。老祖是山西太原人，五代十國時遷到山東，然後又遷到義烏來的。現存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