噴藥水，後喝湯水，行不行？學校說，不行。
現在想來，那也該是一次大規模的惡性流行病了。染病的有多少？死亡多少？留下後遺症的有多少？沒見過統計數字，想來不會少。許多年後，還能從一些人口裡聽到，誰誰誰得過腦膜炎，腦子不好使。誰誰誰的家人得腦膜炎死了。此類說法很多，由此可以判斷出來，當時的波及面，大約要比現在的非典大得多。奇怪的是，當時人們並不像現在這樣恐慌。
我想，大規模的社會恐慌，該有幾條要素。
形勢嚴峻，但是資訊透明，公信度很高，不會引起太大恐慌。就像打仗，知道敵人兵力多少，我們裝備如何，有什麼應對方法，上下一心，同仇敵愾。風聲鶴唳常常比雄兵百萬更可怕。
形勢很嚴峻，資訊完全封閉，許多人也就這麼渾渾噩噩地過去了，哪怕全國染病的人成千上萬，一般人也只看見自己周圍的幾個。六十年代，能看到報紙的都不多，有單位的，也就隔三差五地聽讀報員念念社論什麼的。老百姓誰家訂了一份報紙，就很稀罕。便是在單位當了一個幹部，翻來翻去也就是三兩份地方和中央的黨報。後來文革批判那些革命意志消退的幹部，就說一張報紙一杯茶。那時的收音機也是稀罕物，除了嘟嘟報時之外，大都與報紙一樣，報紙登社論，收音機就播社論，報紙登“九評”，收音機就長篇大論地播“九評”。很長時間裡，收音機沒有短波，後來據說是為偏遠地區的人民能夠聽到黨中央的聲音，生產了一批帶短波的收音機，一般人就是有，也不敢撥動那個短波鍵。所以，那個時代真正是做到了輿論一律——或者準確點說，社論一律。
真正的恐慌，是形勢嚴峻，資訊混亂，官方曖昧，民間又有了各種獲得資訊和釋出資訊的能力。於是，人們的想象力就同恐慌一起瘋長起來。只是政府呢，還是那個老想法，這些添亂的事總是不說的好，多少年來的成功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三年饑荒，你要是四處去說餓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搶糧庫啊。可這一招此次不怎麼靈了，這些天，光是一天數十條手機簡訊，就會要人發瘋。就像有許多隱身人在你耳邊不斷說著，鬼來了。而真正知道鬼在哪裡鬼有多少的人卻在說，沒有鬼，我們這兒很安全。
出於自保，人們總是寧可信其有。於是，我們今天看見的潔白的口罩，其實是一個恐慌到來的訊號。
文章生動活潑，夾敘夾議，很好讀。一時間被許多網站轉去。
達摩在網路上是個名人，只要他的文章一出，轉載率點選率總是很高。就像那些當紅大腕演的影視劇，票房收視率總是很高一樣。只是達摩沒換來錢，只換來不少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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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終於包不住了。
病毒這個東西，太不給人面子，不怕打壓也不受賄賂，自顧自一意孤行肆意妄為。開年以來，短短兩三個月時間，浩蕩北進，攪得大京都也搶起板藍根來。接著就開始搶購食油、大米、掛麵、方便食品直至礦泉水……商家狠狠賺了一大筆，將許多壓倉庫的陳年積貨都吐了出去。只是他們沒有料到，幾周之後，就開始了一個漫長的蕭條期，偌大的商場超市，每天都像打烊一樣冷冷清清。許多重要的國際活動被取消，許多出訪被拒絕，有的乾脆連使館簽證都暫停了。網上有文章驚呼，世界在封鎖中國。
終於，撤了開初說沒事的幾個人，以全民抗戰的狀態開始了新一輪的緊張。讓人想起了當年日寇在東三省蹂躪數年，關內一直就曖昧不明地猶豫著，是戰是和？是攻是守？是攘外還是安內？結果日本人不領情，一夜之間打進華北。情急之下這才掀起全民抗戰大潮。
梁晉生終於可以對茹嫣說點實情了。他這個主管衛生的副市長，其實早已是抵抗運動的前敵指揮長了。茹嫣在報上看見了他像太空人一樣從頭包到腳的照片。要不是有文字說明，根本認不出裡面是誰。
梁晉生百忙之中打來電話說，為了茹嫣的健康，這一段時間他不來看她，他自己也不知道會不會沾上點什麼，這東西太厲害，又沒有特效藥。他說，萬一他光榮了，以後多到他的墓前去跟他說說話。梁晉生說，你知道，跟你說話是一種多大的享受呢。茹嫣說，我在電視裡、報紙上見你說話，真替你難受，也難為你成天說那種話。
梁晉生說，這事看來一時半會兒不能完，不知我們原定的計劃能不能按期實施，要不然我們來一個刑場上的婚禮？
茹嫣笑笑，你先把自己保全囫圇了，別的都來得及。
梁晉生說，很想你。
茹嫣說，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