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士大夫痛心疾首，斥作漢奸，以為壞了夷夏大防的規矩，湖南同鄉中還有主張開除他省籍的。如今又有多少名臣之後，興高采烈地入了外國籍呢？
三
翁同可稱是同光名臣。他父親翁心存，是體仁閣大學士，先後做過咸豐、同治二帝和諸多親王的老師。大哥翁同書，官至安徽巡撫。二哥翁同爵，做過陝西、湖北巡撫和署理湖廣總督。他本人是咸豐六年（1856年）殿試的狀元，也做過同治、光緒兩朝皇帝的老師，尤以做光緒的師傅而著名。出入中樞數十年，官拜協辦大學士、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在清末，翁同權傾一時，後被罷官回籍，交地方官嚴加管束，鬱鬱而終。 以往國內史學界似乎有個傳統，總是從歷史事件來進入人物研究。 50年代起，中國近代史被分割成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捻軍、洋務運動、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辛亥革命等幾大塊，每一大塊中的人物，又依統治者與人民群眾、抵抗派與投降派、帝黨與後黨、保守派與改革派等等政治概念，而定位愛國與賣國、先進與保守、革命與反革命。結果，複雜的歷史研究被簡化為區分“好人”、 “壞人”的兒童遊戲。相當部分歷史人物被過濾掉了，長期沒人搭理。剩下的，則被拔高或貶低、溢美或醜化，然後是翻來覆去的炒作。集中在某些人身上的研究論著之多之重複，令人歎為觀止。比方翁同，作為長期直接為皇帝服務的高階官員，參與過同光二朝無數重大歷史事件，是晚清政壇上舉足輕重的大老。他的日記，前後連貫數十年，儲存了大量珍貴史料。但學術界對他的研究，是把他定位為甲午戰爭時的主戰派首領和戊戌年間鼓動光緒皇帝維新變法的關鍵人物而切入的，對他其他時期的活動，幾乎很少涉及。對他的父兄，更是難見一篇專題研究的文章。 坦率說來，我研究翁同的興趣，也是從甲午戰爭中的帝后黨之爭開始的。但我覺得，因翁主戰，便把他捧到與所謂“後黨”“賣國”相對立的 “愛國”高度來歌唱——也僅僅是歌唱其“愛國”——的研究過於膚淺。我將翁同的心路，放在晚清“清流”現象中思考，從中看到了傳統士大夫在新舊交替時代面前的無奈和徘徊。但“清流”又是社會的良知，他們的呼聲，反映出時代的道德追求和傳統知識分子的耿耿風骨。無奈與風骨，正是這場歷史悲劇戲劇衝突的主題，簡單地說“清流誤國”，顯然也是失之偏頗的另一種極端。 “清流”又稱“清流黨”，是清末政壇上的一個重要派別，形成於光緒年前期。當時，恭親王當國，倚重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沈桂芬是江蘇吳江人，幹練有識，較熟悉外國事務，以“洋務長才”自居，他與他的追隨者，被稱為“南黨”。沈桂芬主政，以為國家大亂方定，瘡痍初平，務求安靜，自然鉗束士林，不讓士大夫多發議論。另一位軍機大臣李鴻藻是直隸南皮人，曾當過同治的師傅，思想正統保守，是著名理學家。他與他的追隨者，被稱為“北黨”。李鴻藻入軍機晚於沈桂芬，在軍機處的權柄也不逮沈，但不甘居沈桂芬之下，便與依附他的朝士，以剛直不阿、主持清議自居。1879年，欽差大臣崇厚在俄國談判收還伊犁問題，擅自簽訂喪權辱國的《裡瓦基亞條約》，言路交章彈劾，保薦他擔任這次使命的沈桂芬緊張得病倒，而“清流”從此崛起。此後，屢屢上疏言事，評議朝政，糾彈大臣，指斥宦官。在短短几年中，連續劾下工部尚書賀壽慈、吏部尚書萬青藜、戶部尚書董恂等一批腐敗昏聵的高官，還敢於為庚辰午門案的護軍張目，逼迫慈禧太后更改主張，從而炫耀一時，滿朝側目。尤其在1881年沈晚清重臣沈桂芬、董恂、毛昶熙（左起）的合影。從1869…1878年，他們三人均為總理衙門大臣及兵、吏、戶等部尚書。沈桂芬在1867…1881年間，還一直擔任軍機大臣。
失鶴零丁（3）
桂芬去世後，基本控制朝議，成為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在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張之洞、張佩綸、陳寶琛、黃體芳、鄧承修、寶廷等，他們又被稱為“前清流”。劉體智在《異辭錄》中說，“清流”
負敢諫之名，為朝廷所重。一疏上聞，四方傳誦。平時諫草，輒於嵩雲草堂，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張某（按，指兩廣總督張樹聲之子張華奎）為之奔走，傳觀者呼為“清流腿”。其依草附木者，則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謂較之於腿，猶有間也。因而有貲者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為“誥封清流”。由是互相標榜，以躋顯貴。既有捷徑，則人莫不趨，徒黨之眾，固其宜也。有人把“清流”稱作“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