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來的3 天裡，我在為最後的時刻做著一切的準備。我深深地知道，這是一場只能夠勝利的戰役。我仍然每天抽幾分鐘記錄下自己的心情。
9 月 3日，我仔細閱讀並默誦了“directexamination”（主問詢）的部分（主問詢的目的主要是，透過對證人的詢問使該證人將有利於己方的有關案件事實反映出來，並做出支援自己主張的證言，以取得事實審理者——陪審團或法官的理解）。
9 月4 H，我在加州的機場遇到了前去西雅圖出庭的蘇珊·哈里曼。在飛機上，蘇珊和我聊了一路。我對蘇珊說，如果律師強迫用一些形容詞（例如：“不小心”）來形容我，或者問我是否承認時，我該如何回應？她對我說，“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所以不要相信那砦謊言，也無須害怕那些律師的小伎倆。”蘇珊說，“開復，別緊張，你沒有做錯，你要讓全世界知道事實。記住開庭的時候，要把你的頭抬得高高的。”
9 月5 日，我和我的私人律師布萊德再一次演練了direct examination 部分。不過，我和律師的節奏似乎不是很協調，因為我總是一口氣把事情講完。但布萊德告訴我，法官無法從長篇大論中獲得要點。因此，布萊德要我合著他的節奏逐一回答那些要點，我們練習了很多遍。
9 月6 日，是真正的庭審的日子。經過6 日和7
日的法庭審判將決定我是否能夠到Google 上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9 月6 日，我在費爾蒙酒店醒來，我決心要讓
自己充滿能量地走上法庭。
我喝了兩杯咖啡，依然覺得自己的“能量”不夠，於是，我決定讓自己運動一下出一些汗。雖然我沒有帶跑步鞋和運動衫，但我光著腳在房間的走廊裡小跑了起來。經過數百次來回快跑，我的額頭滲出了汗珠。當我大汗淋漓之後，我感覺自己從內到外都已充好電，活力百倍，信心百倍。“不會有問題的，過了這兩天，我就將迎來新生！”我對自己說。
隨後，我和律師們一起來到了華盛頓州的州立法庭。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走進美國的法庭。想象中的法庭應該像在好萊塢電影裡一樣寬大明亮，但我進入的這個法庭卻是另一番景象。這個法庭沒有窗戶，而且又小又舊。房間的前方是法官落座處高高的桌椅，法官座位旁邊是證人和當事人接受詢問所坐的椅子，同樣高高的桌子上面還擺著一本《聖經》。法官的坐椅左邊是原告方的律師和當事人的桌椅，右邊則是被告人的桌椅，而在兩方中間是速記員的位子。
我記得速記員是一位上了年紀的女士，她有時會不知道該如何拼寫一些人名，而兩方的大牌律師根本不可能勞神告訴她這些細節。因此，在每個庭審階段結束後，我都會跟她核對每一個名字的拼寫。她很感謝，後來還特意寫信表達謝意。當然，這已經是後話了。
房間的後方一共只有四排長椅，這幾十個座位專門用來供人旁聽。而那天早上，這些椅子早已經被各個媒體派來的記者佔滿，據說，很多記者很早就來排隊，就為了能夠佔到一個理想的座位。微軟的法律副總裁、公關總監都坐在下面。另外，一位著名的自稱是“比爾·蓋茨的女朋友”的女士也坐在這些記者當中。據說她神經有問題，幾乎每一場有關微軟的訴訟，她都會出現。
庭審的流程分為幾個階段，原告的開場、被告的開場，隨後是第一個證人的作證（是Google 的艾倫·尤斯塔斯），這個作證包括direct examination和cross—exami．nation（交叉問詢），然後是我作為第二個證人出場，同樣接受主問詢和對方律師的
交叉問詢。接下來是雙方律師回答法官的問題，進行辯論。最後由雙方律師分別進行總結陳辭。
在9 月6 日當天，我們得知微軟作為原告沒有派任何人出庭。因此，法庭只對我方進行問詢。
當天的主問詢和交叉問詢長達數小時，完全是一場對意志力的考驗。在主問詢階段，我很好地把握住了節奏。
律師：我知道你每天都會在中國的學生和教育方面花很多時間，這是否是由於你本人的背景？
我：我認為我是一個有著多文化背景的人，因此我認為自己有責任回饋社會。在我11歲的時候，我的父母就把我送到美國學習，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幸運和決定，因為我接觸到了西方的教育方式和先進的技術。而且，我得到了自信，找到了終極的理想。
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