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能夠從客觀的角度出發，作出公正的報道嗎？當我聯絡到她時，她的回答讓我倍感溫暖，且不乏職業精神。她誠懇地說：“開復，我瞭解你的為人。不過，作為新聞記者，我會以調查的方式寫一篇報道，也會讓兩邊的聲音都能公正地發出。”
後來，8 月的某一天，克里斯蒂·海姆透過大量的調查訪問，寫出了以《微軟和GooSe 的科學家之爭》為題的文章，除了陳述的一些事實以外，還大量描寫了我對中國學生所做過的工作。
在文章裡，她還記錄了中國大學生們的看法。學生們都自然地表達了他們的真實想法，“在大學校園的學生只是想跟隨一個他們信賴的人去工作，比爾·蓋茨和李開復都是商業領域的英雄，但李開復和中國學生的聯絡更加緊密，因為他是中國人。”她在文章裡陳述了這樣一個現象，“微軟真正的掙扎其實和李開復技術專家的角色無關，讓微軟真正感到害怕的是李開復對年青一代技術人才的影響，這種影響在中國尤為突出。”
可以說，這篇報道的發出，至少在眾多的猜測文章裡為我和GooSe 贏回了一分。這也讓我感到爭取每一份理解的必要性。我知道，在早餐桌上習慣閱讀當地報紙的法官，都可能會看到這篇報道。相對於如天書一樣難以理解的技術，他也能夠從另外一個角度解讀這個事件。
那一段時間，Google 也透過媒體發出了一些聲音用以表達自己的觀點，比如，李開復離開微軟是正常的職業變遷，一方面，李開復希望回到中國實現有激情的職業理想；另一方面，李開復嚮往創新的機制與環境。
另外，Google 反覆地表達這樣的觀點：即李開復在兩個公司的專案截然不同，所以不能受“競業禁止協議”的管轄。另外，Google 不需要任何微軟的技術，僱用李開復也和技術無關。Google 看重的只是他作為職業經理人的執行力，還有他對中國的知識和理解。另外，李開復之前從蘋果公司換到SGl公司工作，又從SGl 公司換到微軟公司，但他從未洩露過公司的機密。因此，他是一個誠信的人。
最終Google 律師還出於現實的考慮決定，由於第一年我需要進行大量的辦公選址、政府關係和招聘人員工作，因此，第一年可以讓我只專注於這些工作，而自動放棄做搜尋業務。這樣就可以讓我儘快到Google 開始工作，從而在最短的時間內結束訴訟，爭取最大主動。丌再熟悉的朋友
在整整六個星期的時間裡，各種突發事件都在不斷上演。除了媒體的博弈、微軟的質問，還有對方律師不斷提出的新的取證要求，在每一個細微的角落裡，雙方都在尋找最大的進攻切入點。
那段日子過得非常緩慢，時間彷彿凝固了一般。然而，在緩慢的調子中，彷彿又會有一段箭在弦上、千鈞一髮的時段。現在回想起來，那段日子就像希區柯克的懸疑片一樣，充滿了謎團，充滿了令人窒息的劇情和隨時爆發的未知。
我的生活如同在冰刀上的舞蹈一樣，每一步，都那麼驚險。
2005 年8 月10 日，我的私人律師忽然打電話給我，問，“開復，你家裡有幾臺電腦？”我一時間摸不著頭腦，回答說，“有兩臺，我和我女兒各有一個臺式電腦。怎麼了？”“那你的電腦上還存有微軟的檔案嗎？”“當然沒有，我不可能存微軟的任何東西，而且我離職以前就告訴微軟不再看郵件了。”對方顯然鬆了一口氣，“那就好了，一會兒會有一個快遞員來取你的電腦。微軟已經委託了第三方機構要求檢視你的個人電腦，他們可能會期望看到你的硬碟裡存有微軟的機密！”我大叫，“我的電腦裡沒有微軟的機密，但沒有電腦，我怎麼工作！”
果然，兩個小時以後，我的臺式電腦就被第三方檢測機構的快遞員取走了。沒有電腦，我的工作受到了很大的影響。儘管我後來買了新的膝上型電腦，但由於我丟失了原來電腦上的許多私人資料，例如我每年的稅表、親朋好友的電子郵件、我所有的音樂和照片等，這給我帶來了無數的小麻煩。
過了將近一個月後，第三方的檢測報告成為法庭上的證據，“李開復的個人電腦中，沒有檢測出任何微軟的檔案！”
然而，類似這樣的事情只是眾多繁瑣小事中的一件。那個時候，訴訟雙方都在分秒必爭地準備證據，因為這一切的一切都和下面的一個環節有關。微軟、Google 和我，都在收集各種各樣的資訊，以便進入美國法律中一個叫做 deposition（取證）的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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