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耕種者向居統治地位的顯貴們提供剩餘物品，從而由部落成員轉為農民，並不是由於他們從某個時候起同意這樣做，或被迫這樣做；相反，這是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這一發展過程中，原因和結果相互作用、密切關聯。
後起的階級分化是文明的特徵。階級分化的起源可以從樸素的村社聖祠那裡找到；聖詞是當時的社會宗教生活的中心，不過那時還沒有專職的祭司。當村莊發展為城市時，聖祠也發展為寺院。寺院有祭司和僕從他們是最早不必直接從事生活資料的生產的人。如果把祭司看作是從前部落巫師的後繼者，那麼不難理解，他們應是最早的顯貴。由於墨守農業的種種儀式（如求雨的儀式）對新石器時代的農人來說，是至為重要的，所以巫師成為最有權勢的人物。而現在新出現的祭司，不僅要對傳統的各種超自然的現象負責，而且還要負起不斷增加的管理社會的各種職責。這些職責對一個日益複雜化的社舍來說，是必不可少的。
技術的不斷進步，剩餘食物的不斷增多，使新的祭司集團的出現成為可能；而新出現的祭司集團又對技術的進步和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文字就是祭司們出於記事的需要而作出的一大發明。從已知的最早的文字記載中，可以舉出不少例子來證明，祭司們不僅主管各項宗教活動，而且還管理大量的經濟活動。他們記載每年洪水氾濫時的情景，這些記載是計算每年洪水氾濫的時間所必需的。他們還承擔極為重要的管理水利灌溉的職責，如：分配水量，負責水壩和溝渠的建造及維修，等等；要讓不斷發展的灌溉設施充分發揮作用，這些管理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同時，他們還大大促進了各種技藝的發展，因為手工業品的產量不是取決於世俗市場的需要，而是取決於寺院的需要。
這時，社會的成分已日益多樣——宗教的顯貴們對此曾起過很大的促進作用——開始破壞宗教顯貴們的地位。城市發展得愈大，愈複雜，純粹的宗教法令愈不具約束力。此時，戰爭的規模也愈來愈大，而且次數愈益頻繁；雖然寺院擁有大量財富，屢遭劫掠，客觀上起了一定的促成社會混亂的作用，但主要可能還是由於人口增長超過了農業資源。大規模的、頻繁的戰爭的結果，使祭司們的權力轉到了世俗新貴們的手上。
早先，當一個公社偶遇外來進攻的威脅時，這個公社的成年男子便舉行大會，選舉一人擔任這一非常時期內的戰爭領導人。但是，隨著和平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這些戰爭領導人的任期便越來越長，直至成為永久的軍事首領，最後當上國王。於是，宮廷開始與寺院相競爭，直到雙方逐步結成一個夥伴關係。通常，祭司們仍保留他們佔有的大量土地，繼續履行他們的宗教職責，而宮廷的官吏們則忙於在城市四周建築城牆，招募大批的軍隊，以對抗鄰近的城市；後來，這些軍隊又用於建立帝國。
世俗的國家和帝國興起後，非農業商品的產量大大增加。陶器的成批生產，諸如圓柱形印章和金屬器具等物品的普遍使用，以及在某些較堅固的住房內發現的大量的各式各樣的物品——這一切都說明，當時出現了一個十分重要的、中產階級的新市場。人數漸增的宮廷成員們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斷發展的軍事化需要各種武器，而且規模空前，不僅需要大量的金屬武器和盔甲，而且還需要象戰車一類更為完善的軍事裝備。所有這一切都說明，當時的生產已大大不同於從前規模較為有限的生產，因為從前的各種手工業只要能滿足寺院的需要就行了。不過，這裡應該指出，這一變化幾乎只是表現在生產的量上面，而非技術方面。如果要說這是一種新的變化，那僅是就大量生產這一點而言；在生產方式和技術革新方面，並無新的進展。
大量生產與外交事務有重大關係。地勢很低的流域地區幾乎不出產各種礦物和優質木材，大部分手工業的原料要靠從外面運來。例如：銅來自波斯灣南面的阿曼，銀和鉛來自小亞細亞的託魯斯山脈衝材來自伊朗的和格羅斯山脈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為了償還這些進口原料，各種手工業就必須擴大生產，提供各種出口產品作為交換。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征服這些原料的產地。從公元前三千紀中葉的阿卡德國王薩爾貢的經歷中可以看出，這一辦法沒有被忽視。史詩《好戰的國王》描述了薩爾貢為了援助在小亞細亞經商時受當地統治者虐待的阿卡德商人，如何率領他的軍隊越過無名山關，侵入小亞細亞的中心地帶。最後，薩爾貢的帝國“從下游地區擴張到上游地區”，即從波斯灣擴張到地中海，從而控制了各種金屬、石頭和木材的產地。史詩《好戰的國王》問世後不久，又有另一則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