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起的作用甚至比有財產的重甲步兵還要重大。這自然加強了民主政治運動的發展。民主政治在伯里克利時期（公元前461－429年）達到最高潮。
伯里克利雖然出身貴族，但是一個熱心誠摯的民主主義者；他將權力轉移到由全體男性公民組成的公民大會手中。公民大會是處理雅典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它一年召開40次例會，如果需要的話，還召開臨時會議；不僅解決一般政策問題，而且還為政府在外交、軍事和財政等一切領域的活動作出詳細決定。伯里克利還規定大部分公職實行薪給制，使貧民有可能擔任公職。另外，他還建立許多由陪審團作最後決定的民眾法庭，陪審法官由抽籤產生，所有公民都可擔任。因而，伯里克利在悼念公元前431年因與斯巴達人作戰而倒下的雅典英雄的葬禮演說中，完全有理由自豪地宣稱：
我們的政體並不與其他人的制度相敵對。我們不模仿我們的鄰人，但我們是他們的榜樣。我們的政體確可以稱為民主政體，因為行政權不是掌在少數人手裡，而是握在多數人手中。當法律對所有的人都一視同仁、公正地調解人們的私人爭端時，民主政體的優越性也就得到確認。一個公民只要有任何長處，他就會受到提拔，擔任公職；這是作為對他優點的獎賞，跟特權是兩碼事。貧窮也不再是障礙物，任何人都可以有益於國家，不管他的境況有多黯淡。
雅典在希波戰爭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導致其最終建立起雅典霸權，而斯巴達由於其固定不變的經濟和經常受到希洛人起義的威脅，仍處於停滯不前的狀態。雅典帶頭聯合愛琴海各島及小亞細亞各希臘城邦組成一個同盟；因同盟總部原先設於提洛島上，故稱提洛同盟，同盟的宗旨是防備波斯人有可能進一步發動的進攻，以確保盟邦的共同安全。原則上各盟邦地位平等，召開全盟例會時，每一加盟城邦各只有一票表決權。但實際上，從一開始起，便由雅典派出將軍，掌握行政領導權；沒有戰艦或不願提供戰艦的盟邦須向雅典交納貢金。雅典還逐漸加緊對入盟各邦的控制：同盟金庫從提洛移至雅典；雅典鑄幣成為共同的交換媒介物；入盟各邦不得退盟。因而，到公元前450年，同盟已變成了一個帝國，用歐里庇得茲的話來說，雅典的權力已從愛奧尼亞“向外擴大到大西洋”。
雅典的帝國主義是比較開明、仁慈的，從以下事實中可以看出來：雅典的大部分盟邦一直對雅典保持忠誠，直到後來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真正結束為止；而且，當它們真的發動叛亂時，煽動反叛的都是些主張寡頭政治的不同政見者，因為廣大人民通常並不認為雅典的公民大會是壓迫者，相反，把它看作是反對他們本國壓迫者的保護人。不過，由於雅典不斷向外擴張，並引起了斯巴達的恐懼；因而，公元前431年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一方是海上強國，另一方是陸上強國，戰爭連綿十年之久。斯巴達軍隊雖然年年攻掠阿提卡，但未能突破連線雅典和大海的長城，也不能保證後繼物資的供給。而雅典人一方，由於公元前429年遭受到禍害嚴重的大瘟疫，人口死去近一半，連伯里克利也罹疾而死，所以，只能胡亂地攻擊伯羅奔尼撒沿岸一帶。公元前415年，雅典決定派艦隊遠征西西里，切斷斯巴達的糧食供給，結果以慘敗告終。修昔底德寫道：“艦隊和軍隊統統從地球表面消滅掉，什麼也未能保全下來。”於是，雅典盟邦紛紛叛離，斯巴達人終於擊毀長城；而雅典於公元前4O4年因受到圍困、飢餓逼迫，只好宣佈投降。雅典僅保留了一個城邦的地位，艦隊和帝國統統喪失，甚至連其自我標榜的民主政治也因得勝的斯巴達強加一個短命的貴族寡頭政權而失去。
這場毀滅性戰爭的結果，使整個希臘世界陷入民窮財盡的困境，而存在的問題一個也沒得到解決。斯巴達專橫跋扈，底比斯和雅典為求相互保護而結成新的聯盟。公元前371年，底比斯人使斯巴達人蒙受200年來第一次軍事上的慘敗，並在以後十年裡稱霸希臘本土；僅緊接著，血腥的相互爭鬥又一次盛行，各城邦再一次吞沒在由不斷變動的聯盟和小規模的戰爭所造成的一片混亂之中。這一混亂階段的存在使外來強國得以征服希臘和用暴力統一希臘。公元前335年，馬其頓國王腓力二世在喀羅尼亞大敗底比斯和雅典聯軍。他剝奪了希臘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權，但是，還未來得及進一步實行東侵的計劃，便於公元前336年遇刺身亡。他的繼承人是他那世界聞名的兒子——亞歷山大大帝。
古典時代結束了，希臘化時代即將開始。在論述希臘化時代之前，我們先停下來考察一下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