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長安是這些及其他一些管理機構的所在地，是一座約1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寬闊的大道縱橫交錯，大道上時常擠滿了波斯人、印度人、猶太人，亞美尼亞人和各種中亞人。他們是作為商人、使節和僱傭軍來到中國的。對外國人來說，除蒙古人的元朝這段短暫的時期外，唐朝比其他任何時期都更加開放。
這種開放在宗教事務上表現得最為明顯。帝國疆土的擴大，陸上海上貿易路線的重新開放，致使外國許多宗教思想和大批傳教士湧入中國，其中佛教的情況尤其如此。佛教最早於漢朝由印度傳入中國（見第七章第三節），漢后王位空缺的混亂時期，開始向官方儒教正式挑戰。在這一動亂時期，儒教日益受到懷疑，因為它對孝道和家庭忠誠的強調，似乎削弱了一個已經衰弱的國家。因此，王位空缺時期，佛教影響迅速增長，唐朝初期，其影響達到頂峰。這一時期在中國歷史上有時被稱為“佛教時期。”
雖然佛教在中國獲得大量的財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在此過程中，它卻完全中國化了，同時還十分有助於新儒學的產生。當時，中國家教信仰十分自由，思想極為開放；因而各佛教宗派逐漸形成。其中著名的是禪宗派，後傳入日本亦稱為“禪宗”。這一宗派強調默坐專念和信賴自己，是唐後唯一繼續朝氣蓬勃、富有理智的教派。中國化的另一特徵是，國家試圖按照典型的中國人的觀念——宗教應為國家利益服務，應作為國家精神機構發揮作用一來控制甚至賄賂拉攏寺院和廟宇。
控制的企圖結果失敗了，政府最後採取了徹底的迫害政策。佛教徒強調個人的靈魂得救，而不強調家庭義務的承擔，這與中國人的基本傳統正好相反。僧徒、尼姑與世隔絕，也與中國的傳統背道而馳，被認為是不人道的和反社會的。首先，政府垂涎於寺院在數世紀裡積累起來的巨大財產和地產，因而進行了一系列的迫害，使佛教在中國雖不象在印度本上那樣完全消失，但卻遭到了極大的削弱（見第七章第三節）。這種迫害同西方的情況相似，僅限於佛教機構和僧侶，並不包括普通訊徒。結果，就中國文明的全面發展而言，佛教的介入的影響是微乎其微的。的確，佛教對中國的哲學、玄學、藝術和文學做出了重大貢獻，但它並不象基督教改造了歐洲社會那樣，從總體上改造了中國社會。
最後，應該指出，雖然佛教是當時中國最有影響的外國宗教，但決不是唯一的一個。這塊適應佛教的自由土地也適應其他宗教，魯賓的經歷可清楚地說明這一點。魯賓是一位聶斯脫利派教徒，中國人稱他為阿羅本。他於公元635年到達後朝，受到了皇帝的接見。皇帝下令將他的書譯成中文。由於這位使者及其信仰給皇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皇帝頒佈了下列敕令：
“道”（一般真理或宗教的道）不僅僅是一個名字。世上聖人不止一個。教義也隨國家的不同而變化，它們給全人類帶來好處。阿羅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他來自遙遠的大秦（羅馬帝國），從那裡帶來了他的偶像與經籍，在我們京城傳播。經檢查我們發現，他的教義深刻而又溫和；經研究我們發現，他的原理著重強調好的、重要的東西。他的說教簡潔，推論合理。這樣的宗教對所有人都有好處，特允許它在我們帝國自由傳播。
在其統治的最後一個半世紀中，唐朝統治者面臨一個王朝衰落時通常遇到的種種問題。帝國開支超過稅收。同樣，人口增長大於土地供給，農民家庭不再能分得小塊土地。“均田制”被破壞，富貴人家再次搜刮農民，擴大其地產。由於稅收制是以人頭稅為基礎，因此，支付不斷增長的帝國開支的捐稅負擔，都落在農民頭上，而這時農民佔有的土地正在減少。
政府作出的反應是日漸把人頭稅改為土地稅。這雖使稅收增多，卻無法阻止自由農民人數的下降。這一下降意味著自衛軍和徭役方面的人力資源相應減小。帝國防衛日益依靠外國僱傭軍和邊境地區的“蠻族”部落；這些人遠沒有過去的自衛軍可靠。所以，751年，中國軍隊在南部的雲南和中亞的怛邏斯均遭失敗。後一戰役尤為重要，因為它使勝利者穆斯林阿拉伯人能夠讓曾是佛教的最早據點之一的廣大地區，開始皈依伊斯蘭教。
唐朝皇帝又設法繼續維持了一個半世紀的統治，但這是一個形勢不斷惡化的時期。京城不適當的刺激性的奢侈生活，加之連續的乾旱和普遍的饑荒，使許多省份發生叛亂。朝廷雖得到了地方軍事首領和邊境地區各“蠻族”部落的援助，但這些人很快就擺脫朝廷的控制，無視皇帝的命令，為爭奪註定滅亡的朝廷的繼承權，相互之間展開了鬥爭。結果，9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