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
王觀瀾本人，其實與江青的接觸並不多。康生所以提及王觀瀾，乃因王觀瀾一九三七年底在延安與來自上海的徐明結婚，徐明深知江青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的情況。
徐明，即徐明清。囚為當時延安中央黨校也有一個人叫徐明，王觀瀾為了使妻子的名字區別於那個人，加了一個“清”字。此後，她便一直叫徐明清。
一九三三年，當時的徐明清叫徐一冰，是上海晨更工學團的負責人，從事地下工作。這年七月，山東姑娘李雲鶴來到上海，化名張淑貞在晨更工學團當一名教師。
這個張淑貞，當時還曾化名李雲古、李鶴，後來成為上海灘上的三流演員藍蘋，進入延安改名江青。
藍蘋一九三七年七月下旬，從上海經濟南來到西安時，徐明正在西安婦委工作。
靠著徐明的引見，藍蘋才受到問安八路軍辦事處的接待，得以進入延安，得以認識毛澤東，得以先同居而後成為“第一夫人”……
在西安，藍蘋曾向徐明詳細談及自己一九三四年十月在上海被捕後，如何寫“自首書”出獄的……
確實，徐明清是深知江青歷史的關鍵性人物。康生知道這個人，也知道江青的歷史情況，一直守口如瓶。
至於吳仲超，乃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一九三六年四月，當張春橋參加吳成志（即宋振鼎）組織的“中國共產黨上海預備黨員委員會”之後，是吳仲超代表中共上海地下組織，找吳成志談話，解散了那個非法組織……
康生對王觀瀾、吳仲超這樣重要的線索，都一清二楚，對江青、張春橋的底細也都瞭解。他向來是一個擅長摸別人“底牌”的人。他把這些“底牌”捏在手心中，並不急於甩出去。他是個精於投機的政治商人，直至“行情”最為有利時，他才甩出這些“底牌”。
這次“直線電話”，確實是“絕密”的，瞞過了江青和張春橋……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康生結束了他雲譎波詭的一生。他臨終前的這一著棋，既給毛澤東留下下了“忠誠感”，而又因“絕密”未曾得罪了江青和張春橋。
於是，中共中央為康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這個老滑頭，居然在死後騙得三頂金光璀璨的桂冠：一曰“無產階級革命家”，二曰“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三曰“光榮的反修戰士”。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他這個“康老”還作為正面形象出現在中國報刊。有人說，“康老”同“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鬥爭”——當“四人幫”還在臺上時，就向主席報告了江青、張春橋是叛徒……
直至一九八○年七月十二日，在為原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舉行的追悼會上，胡耀邦在悼詞中替安於文冤案平反時，點了康生的名，指出那是康生製造的冤案。這是康生在死後第一次遭到公開批判。
一九八○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宣佈康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開除康生的黨籍，撤消了康生追悼會悼詞，把康生的骨灰撤出了八寶山革命公墓。
康生一生演出了一出出精彩的鬧劇，至此才在螢幕上推出個“終”字……
毛遠新成了“聯絡員”
就連老夥計康生都要在臨死前對江青、張春橋來一個“反戈一擊”，“四人幫”
在一九七五年夏、秋已瀕臨日暮途窮之境。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九七五年九月，毛澤東另裝了一架“專線電話”。“電話”
的這一頭是毛澤東，另一頭是政治局。政治局開會，靠此人去傳達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外面的情況；則靠此人來到毛澤東的病榻前匯秉。
此人乃毛澤東之侄毛遠新。“文革”之初，紅衛兵們廣為印發一份傳單，標題為《毛主席和侄子毛遠新的談話》，毛遠新的名字才為人們所知。藉助於毛澤東的威望，這個從大學畢業不算太久的年輕人，當上了遼寧省“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
毛澤東從一九七五年秋起，病情日重，講話吐字開始含混，難得會見客人，於是需要一名“聯絡員”。毛遠新向來對江青言聽計從，何況又是毛澤東的親屬，便放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的要職，來到毛澤東身邊，充當“聯絡員”。
其實。這“聯絡員”比遼寧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重要得多。他，成了“最高指示”的“釋出官”，而“最高指示”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命運。
江青把毛遠新調來，充任“聯絡員”，下了一著“妙棋”：那時的她，與毛澤東分居。她住釣魚臺，毛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