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處理時，他臨時被別的人找去了，沒談下去。幾天和他相約都沒有空，我感到這張大字報老擺在我這裡不是辦法，這時我想到北大杜教問題是鄧小平處理的，決定去找他……
康生幾次推說沒空，其原因顯而易見——他在打“太極拳”！當曹獲秋求助於鄧小平，鄧小平非常爽快地予以明確地答覆。曹獲秋繼續寫道：
我到了鄧小平家，向他提出對北大關於常溪萍的這張大字報如何處理。他的答覆是北大社教問題已經中央書記處作了處理，這個問題不要再挑起，大字報不要送回上海。
他叫我不要再去找康生。他會告訴康生。
這樣，那張關於常溪萍的大字報就扣押在我那裡，這就起了保護常溪萍的作用。
鄧小平把自己的意見告訴了康生。
康生迅即轉告江青。江青勃然大怒：“上海市委不貼這張大字報，我去貼！”
曹獲秋的那份回憶材料，在記述了會見鄧小平的經過之後，繼續寫道：
不幾天，江青在會場上見到我，對我說：常溪萍這張大字報你們如不送回上海，你們市委要被動的。
在小山一般的檔案堆裡，筆者又尋到另一份重要材料。那是魏文伯於一九七七年六月十一日寫下的親身回憶，這位喜歡書法的高階幹部的瀟酒的字跡起了“旁證”作用：
一九六六年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有一天散會的時候，當曹獲秋和我出會場門外的時候，江青趕上來質問曹獲秋：“北大寫給華東師大常溪萍一張大字報，如果不在華東師大很快地貼出來，你們上海市委就要被動。”江青講這話的時候，我在場親耳聽見的，也看見的。
曹獲秋迫於無奈，只得囑咐秘書道：“把那張大字報交機要交通員帶回上海，在教衛部和華東師大兩個單位貼一貼就行了。”
曹獲秋原名曹仲榜，號健民，一九○九年生於四川資陽。父親曹品江在小鎮上開醬品店。二十歲那年，曹仲榜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改名曾獲秋，是因為他喜歡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詩句：“楓葉獲花秋瑟瑟。”從一九三一年他來廣海出任左翼中國文化總同盟秘書以來，與上海這座中國最大的城市結廠深緣。正因為這樣，解放後擔任過重慶市市長、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的他，曾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出任上海市市長。“文革”中，他受盡磨難，於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逝世於上海。很遺憾，他沒有親眼見張春橋的末日。
魏文伯比曹獲秋年長四歲，出生於湖北新浙縣的農民家庭。一九二六年便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比曹獲秋幸運，能在“文革”後復出，擔任司法部部長，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病故於上海。
幸虧曹獲秋和魏文伯在離開這個世界之前，都把關於那捲黃紙頭的前前後後的經過，與鄧小平、康生、江青、張春橋的種種錯綜複雜的關係，都寫成文字，留請後人。
曹獲秋還儲存了張春橋寫給他的一封親筆信，同樣至關重要。我在檔案中，查到了這封信：
荻秋同志：
北大的鬥陸平計劃，有一條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爭，已經貼出去了。據康生同志告訴我，江青同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裡也說要把常溪萍揪回來鬥。此事，請你回去後同市委同志好好議一議，不然很被動。
春橋
不過，回到上海之後，曹獲秋、陳丕顯、魏文伯仍然想方設法保護常溪萍。聶元梓鞭長莫及，在北京乾著急。
江青和張春橋決定對上海採用“北京模式”。攻下中共北京市委這“堡壘”，從北京大學轟開局面。看來，要把華東師大當作上海的“北京大學”，把常溪萍當作“陸平”而“大炮”依然是聶元梓……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日，13次北京至上海特別快車旋風般駛入上海北站。從軟臥車廂走下一男一女，都戴著雪白的大口罩，披著綠色軍大衣。男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中年教師孫篷一，女的便是聶元梓。
奉張春橋之命，“中央文革”駐上海記者站記者甄某帶著幾個紅衛兵，前來接站。半小時之後，聶元祥和她的“副帥”孫篷一便住進了衡山賓館，這是位於上海市區西南的十五層的高階賓館。這座米黃色外牆的賓館，建於一九三六年，解放前叫“畢卡第公寓”。它所在的衡山路，與張春橋家所在的康平路一百號，相距只幾百公尺。
在“中央文革”駐滬記者站的小樓上，張春橋和聶元梓由甄某安排了秘密會見。
“從常溪萍身上，炸開上海市委的缺口！”張春橋向聶元梓交代了戰略：“你要深入常溪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