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是很懷疑，追問道：“可是，這麼頻繁的殺人對你就沒有任何影響嗎？”
“沒有。”
我說的是真話。殺掉一個人渣不會讓我有不適感。偶爾令我感到不舒服的，是我能夠殺人的事實本身，是我突然獲得的陰暗愛好和永遠失去的諾阿穆那樣的純潔無辜。不過這是另一碼事了。
我告訴他：“知道嗎，殺人沒什麼大不了的。退讓和消沉才是對生命的否定。‘你會選擇生’：沒有比這更準確的表述了。不過依我看，自從有人開始殺戮的那天起，任憑別人掐住你脖子才是對生命的一種犯罪。六百萬犧牲品足以成為那些冠冕堂皇原則的祭品。”
他侷促不安地看著我。對這些反覆聽過的調調，他已經麻木了，他不再相信只是不敢表現出來。我缺少演講才能，這不是我的本行，我也不想再繼續這種沉悶的對話。我最後頗為惱火地說了幾句：“你說的沒錯，我是殺人，為了以色列人的安全，為了求生的信念，我在合理的可以掌控的情況下奉命殺人。這不是盲目的仇恨也不是無緣無故的屠戮，而是迫切需要，國家安全的需要。但這對我來說沒什麼不好的感覺。如果需要，我就會毫不猶豫的再殺一次。”
我站起身來準備離開，並建議諾阿穆回到心理治療室去。他精神脆弱，而我幫不了他。
不久我聽說他自己離開了部隊，並加入一個名叫Yesh Gvoul的反戰組織。
第七章 重返敘利亞
1997年9月25日：以色列特工在約旦暗殺Khaled Mechaal未遂，引發一場外交危機。
為了換回自己的特工，以色列釋放了35個巴勒斯坦犯人以及哈馬斯組織的精神領袖Cheikh Ahmed Yassine，他在10月5日成功回到加沙。
在我經常活動的那一帶，形勢越來越緊張。我開始擔心敘利亞方面突然覺察出什麼。有天下午我跑到指揮官辦公室，決心把自己擔心的事情和他攤開談談。指揮官同意馬上見我，但條件是談話必須簡單扼要。他正在審看一份檔案，看樣子那東西令他不很愉快。我斷斷續續說的時候，他勉強抬眼看了我一下。
“就算沒有真憑實據，他們也隨時能抓我。我參與了太多，都是他們要掩人耳目的事情。”
“那會怎樣呢？”指揮官用一種乾巴巴的無動於衷的語調反問道。
“什麼，‘怎樣’？雖然我知道他們都是笨蛋，可……”
“永遠不要假設你的對手是白痴。”（他說的是英文）
我反駁他：“如果他們足夠聰明，那就更糟了。我看我還是躲避一陣子比較好。”
“不行，”他硬梆梆地把我頂了回去，“你不如干脆叛變過去更保險。”
“那你說我該怎麼辦？”
他無比干脆：“繼續工作。”
“讓他們逮住我得了，這是最好的出路。”
“哦？那就讓他們逮住你好了。他們沒你什麼把柄，如果你不開口，他們什麼都得不到，就會把你放了。”
“你的推理有個漏洞：在被放出去之前——假設我能被放出去，很可能我要經歷可惡的15分鐘，我可不能保證……”
“你說什麼？”
他要激怒我。我努力不讓自己表現出惱火的樣子。他提高聲音，換了一副居高臨下的口氣，好像在和一個不肯去上學的孩子說話：“你不要杯弓蛇影的！沒那麼可怕，你能應付，對不對？”
“應付什麼？以防萬一，可以；如果要飛蛾撲火……”
“那又怎樣？幹你的活兒去，討論到此結束。”
這情況是我事先沒有預料到的。變化證實了我的直覺：這些臭東西想把我在那一帶溜達的後果和他們現在的判斷做個比較。如果我毫無成效地回去，可能讓他們感到放心，但我自己就丟掉了一個月來耐心播種的收穫。從職業的角度看，這不划算。而不去也是同樣的結果，職業生涯過失一次。
“不管怎麼樣，你說的對。應該回去把工作幹完。”
指揮官頭埋在檔案裡，贊同道：“你這回清醒了。”
我提了個建議，並且很為自己這主意高興：“如果派我之外的人去，一切問題將迎刃而解。”
這回他直起身來，緊緊地盯著我：“你變傻了還是一時嚇破膽了？”他一邊說一邊離開座椅，走過來坐到我對面桌上，一張臉和我近在咫尺。
“嗯……再則呢，我想……”
他突然笑了，把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