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著女老師從大門口進進出出，課間休息的時候一個人繞圍牆轉圈子找它的裂縫，或者在上課和課間時候找藉口跑出去，到醫務室扔口香糖進去，這自然是被明令禁止的行為，按規定應該把它扔到教室後面的垃圾桶裡，儘管沒人喜歡聞那桶的氣味。對所有這些，我都有一套完整的計謀，而且每一個細節都很完善。現在想起來，這些行為對於一個這麼小的孩子是很古怪——她還不認識字，沒看過電視，也從來沒進過電影院。真見鬼，我到底從哪裡來的這些念頭？我真不知道。該是一種“天賦”吧。
那天媽媽見我大上午就回家了，何等驚奇！
“你怎麼會在這兒？”她問我，甚至沒來得及掩飾目光裡一閃而過的佩服之情。
“我煩了，所以我就走了。”我回答得很乾脆。
接連不斷的談話、教訓和遣送回校，都沒能把我的品行糾正過來。現在依然如此，我始終相信世上沒有任何地方是我不能離開的，只要我決心這麼做。我依本能行事，而且總能找到辦法解決不斷碰到的難題。耐心是唯一的法寶。這是某種無法用理性去解釋的東西。
服役期間，失去自由的痛苦沒多久就在我身上顯現了。實地上操的幾個星期，我相對來說還是“聽話”的，野外能給我想要的空間。等訓練轉移到層層疊疊擺滿床鋪的小宿舍裡，事情就不同了，那鬼地方剛夠我們平躺下身子。我堅持了四天，然後就擅自離營。厭煩情緒冒頭了。我沒辦法對那些命令逆來順受，尤其是那些裝出一幅大人模樣的小頭頭們下的命令。我還無法容忍他們的斥責。先是和他們爭辯，然後變成公開的爭吵，直到有一天我終於紮紮實實給了某軍官一記耳光。原因是這樣的：他怒氣衝衝地謾罵我，說我認為他歇斯底里。我用這種方式讓他安靜下來再自然不過。禁閉後面接著警告處分。對自身哲學深信不疑的我再次幹了出走的事兒，回到特拉維夫。我告知艾爾戴德我的困境。他先是抱怨說早就警告過我，然後答應試著和他原來的戰友聯絡一下，那人現在是職業軍官了。等訊息期間，我必須在憲兵到來之前儘快返回兵營，作出道歉並且姿態要低。我接受了他的建議。至少我得試試。
1994年3月4日：開羅協議簽訂，裁定加沙和耶利哥地區自治。
正好安息日到了，而這天是可以獲准離開兵營的。我高高興興地呆在艾爾戴德家，盼著他快點有訊息。我驚奇地發現他變得待我特別好。我沒多想，儘量享受。很快我就習慣了我這朋友的脾性突變。
我們出門，沿著Yarkon河邊散步。在特拉維夫，Yarkon就相當於塞納河岸，只是社交場所的味道更多一點。孩子們專心在這被汙染的水裡釣魚，一家家人在岸邊草地上野餐和喝酒，沿岸的小路則給那些慢跑和滑輪的虔誠愛好者帶來了樂趣。而安息日的Yarkon河岸成了節日的聚集地，連空氣裡都是好心情，連帶把人們的道德感也提高了。
艾爾戴德是個介乎傳統和現代之間的人，他兜裡沒帶一分錢——這是安息日的規矩——可是當午夜鐘聲響起的時候，他還是到處找開門營業的冷飲店。我就等著這一刻呢，我雖沒他虔誠可對自己更誠實些，所以在身上留了幾塊錢。我們聊了好多，不過顯然他沒告訴我最關鍵的東西。我問他：“什麼事情讓你這麼苦惱？為什麼一直不對我說？我做錯了什麼嗎？你怨我？”
“是的！”他頂了一句，回答像是發自肺腑的喊叫。“我早告訴過你，你摻和進去是件大蠢事！”
“還有呢？”我有點激怒他的意思，“有點血性吧你，在我唯一的休息日裡如果你不惹我生氣的話，我會很難受的。”
“你在那兒都幹些什麼？”
“幹些傻乎乎的沒完沒了的雜活。沒意外的話，我從下週開始該去計算機中心工作了。很可能還是秘書處那種蠢活。總歸能休息一會。”
“那麼很可能這些下週就開始了。”他像是在喃喃自語。
“開始什麼？”
“沒什麼。”
我知道，艾爾戴德是那種一旦閉口不言就跟鋼筋混凝土似的人，不過我要著手搞清他擔心的事情到底是什麼。
“這個‘沒什麼’，和讓你不開心的那個‘沒什麼’是一回事嗎？”
“對。你別問了。”
“和我的服役有關，對嗎？你和軍官朋友聯絡上了？”
“是。”
“那結果呢？”
“不知道。”
“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無權告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