贖金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明智的。於是拖延就成了不了了之的辦法。”
最後，這場人質危機是曲線解決的。當地駐軍的首領張將軍答應收編一股土匪，但是有一個條件：釋放傳教士。這股期盼招安的土匪便出面與綁架傳教士的土匪談判，用800吊銅錢從綁架者手裡贖出了傳教士，然後完成招安。
這個價格似乎只比當時的土票稍高一點，不足12萬元開價的1％。之所以能夠成交，是因為另有一種利害計算。這股土匪不能敲詐另外一股土匪，不給面子，就意味著將來結仇，在長期關係中處於受威脅的地位，使自己的生命承受更大的風險。透過這一系列算計，官府沒有屈服讓步便救出了人質，贖票者沒花多少錢就得到了招安，綁匪沒有白忙還落了人情。大家都高興，危機就這樣擺平了。
買命計算之二
1929年5月，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學良，頒佈了《清匪獎勵辦法》：凡軍警搜捕匪首一名，賞現大洋三千元。搜捕匪徒一名，賞現大洋一千五百元。因剿匪而陣亡的官長，每名發撫卹金五千元，士兵發一千元。
張學良出手闊綽，命價開得太高了。1929年12月，東北各省制定出實施細則，給土匪的命價打了三折，官兵的命價分別打了二五折和八折。奉天省規定：捕獲匪首一名，賞一千元，捕匪徒一名賞五百元。因剿匪而陣亡的官長，發撫卹金一千二百元，士兵發八百元。這些經過修改的價格，與當時土匪綁票的要價比較接近，更貼近市場行情。
這裡出現了兩個命價：土匪的命價和官兵的命價。土匪的命是官兵們拼命奪來的，買土匪的命，等於買官兵去拼命。為了簡明，我們只討論官兵的命價。
軍閥買官兵的命，不同於親屬贖買人質的命。贖票買命，好比百姓買糧是為了自己吃。軍閥買官兵的命，好比糕點廠的老闆買糧是為了加工出售。在軍閥的計算裡，官兵的性命是一種資本，只要運用得當，就可以創造更高的價值，高於命價本身的價值。不過這種投資的風險非常大，使用不當，很可能血本無歸。張家父子是打天下的人，需要考慮的因素多，賬目比較複雜，不容易算清楚。本文開頭提到的福建械鬥就比較好計算一些。
皇帝聽到的彙報說，小姓械鬥是因為不堪大姓的欺凌。這種欺凌，很可能體現為某些爭議田產的分配和佔用。歷史上，福建、廣東一帶的械鬥，往往為了爭奪產權不明的沙田，而田地的價值是可以算清楚的。小姓為了免於欺凌而博命廝殺，意味著欺凌所造成的損失比較大，值得僱人拼命，或者用本族的人命去換。大姓也認為，為了維護欺凌小姓的體制，即使付出人命的價錢也是合算的。譬如，死了20人，支出命價800元，而奪到的田地價值很可能超過1000元——而寥寥數元錢恐怕難以挑動眾人集體拼命。
買命爭利是歷史上的尋常事，在國際上也不新鮮。光緒三十年（1904年）十月九日，日俄戰爭期間，日本人向關東馬賊開出的命價如下：
1。凡生擒俄兵者賞銀四十元，抓獲軍官者加倍。
2。凡擊斃俄兵繳獲其肩章、軍帽、刀劍者賞銀十五元，擊斃軍官者加倍。
3。凡繳獲俄軍良馬者賞銀三十元。
4。戰鬥中負傷者賞銀五十元，戰死者加倍。
5。凡勇敢善戰建功者，給予破格獎賞。
除了上述賞金之外，日本還負責向關東馬賊供應武器彈藥，發放軍餉，承諾戰後安排工作。結果，數以千計的關東馬賊多次與俄軍戰鬥，切斷俄軍的電話線，充當日軍的嚮導和偵察員，甚至直接衝鋒陷陣。在日俄戰爭中，關東馬賊為日軍的勝利做出了重大貢獻，日本人的這筆投資得到了豐厚回報。俄國則相反，喪師失地，血本無歸。
買命計算之三：重大歷史事件
我讀到過的數目最大的人命計算，發生在1230年。《元史》列傳三十三，有兩處耶律楚材勸皇帝不要殺人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到，當上千萬平民的性命掌握在皇帝手中的時候，元太宗窩闊臺如何決定其生死，如何估量其價值。
《元史》說，太祖（成吉思汗）之世，每年都在西域打仗，無暇經營中原。中原一帶的大多數官吏私自聚斂財富，資產多至鉅萬，而官府卻沒有儲存。因此，窩闊臺汗即位的第二年（1230年），近臣別迭等人建議道：“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這是一個在歷史上很有名的重大建議。別迭等人把國庫空虛歸咎於農業，誤以為漢族農民對國家財政沒有什麼幫助，不如空出這塊地方放牧。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