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成立後，任政務處長，其貌似為宋出力實為內奸，1937年 “七七事變”前後其不斷把軍事情報密報日方。事態嚴重以後，每次軍事會議情況，軍 力部署調動，日人瞭解一清二楚，主要情報來源即出於潘毓桂之手。南範血戰失利，佟 麟閣將軍、趙登禹將軍殉國，即因潘的出賣。
石友三在7月叛亂失敗以後，逃回天津，四處活動以圖再起。石覺得混得無聊，每日 必去泡名妓王雙喜。這個女界名流對他也很仗義，每天不叫他掏出三萬塊銀元絕不歇手。 因石友三在西北軍時是宋的舊部，二十九軍佔據平津以後，宋深知石必不甘寂寞，為籠 絡住石，免其鬧事，與石商量，任石為冀北保安司令，並把陳光然等兩個團交給石指揮， 同時將石自己拉起的人馬再編兩個團。石知宋意，把陳光然交給他，實是看住自己。石 友三知道自己名聲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馬必很困難。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籤為 “上上”，石高興地帶著姨太太和十幾匹寶馬到北平安定門外的黃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際，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變”之前，石獲悉東京、北平在傳聞“七夕之夜必發生柳條溝事件”（柳 條溝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柳條溝引發“九·一八事變”）石馬上驅車在北平城裡 四處尋找日本大使館武官今井武夫，見到今井立即表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兩軍發生 衝突，我部決不與日方為難。”宋哲元撤出北平時挾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勢混亂收羅散 兵，擴大實力，不久即擴充到12個團。土肥原這時已被任命為師團長也在魯南一帶，石 又與土肥原恰商投靠之事，後來被高樹勳將軍誘捕勒斃，埋在黃河沙灘裡，讓他魂歸大 河了。
石友三與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義凜然旗幟，吶喊所謂救亡口號。明知 自己不光明，卻用光明的口號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對自己投敵卻毫不遮掩地說： “沒有當過漢奸的人，以為漢奸好當，當過漢奸的人，真他媽的王八蛋才當漢奸。”
這也是漢奸的一個種類！
血祭盧溝橋——七七事變 第七章日本國內軍人叛亂曾在燕京大學讀過書並參加“一二·一六學生運動”的一名奧地利學生在1939年著 書，書中提到：“中日之戰，在中國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遲了五年。日本容許中國準備五年， 始行開火，是太遲了；中國如在1937再堅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國作戰…”
20世紀30年代日本正面臨空前未有的經濟危機，由於軍費支出連年直線上升，迫使 國家總預算連年有增無已。昭和6年（1931年）由於爆發“九·一八事變”，日本軍費支 出佔全國總支出的31。2％。昭和9年（1934年）便激增到44％，昭和11年（1936）又增 至47。7％。日本政府彌補鉅額赤字的可行之策唯有發行公債和多印鈔票，從而導致惡性 通貨膨脹，日元貶值。再加上勞工工資降低，米價跌落，益以歲荒，中小企業紛紛倒閉， 失業人員躑躅街頭，勞資糾紛層出不窮，都市農村經濟同時陷於絕境。昭和7年（1932年） 年底，平均每一農戶負債2000日元。各地報章每天都在刊登令人怵目驚心的社會新聞， 諸如“生計日艱，懸樑自盡”、“走投無路，父子自殺”等等。
另一方面，基於所謂軍需景氣的刺激，使明治維新以來的產業結構逐漸轉向戰時體 制。日本政府頒佈了“重要產業統制法”，用國家權力來加強大財閥們對主要產業的控 制力，三井、三菱、住友、日產、申島相繼壯大，形成巨大的獨佔資本。這些大財閥們 和軍部、政府勾結，他們被稱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既因戰爭崛起，就要誘發一場 更大規模的戰爭，以免業已擴大的生產陷於停滯。戰爭也就成為他們無時難忘的當務之 急之事。
早在1919年8月，在上海的一所公寓裡，日本作家北一輝完成了一本叫《日本改造方 案》的書，北一輝，一箇中學沒有畢業，全憑自習，博學多聞文采口才俱佳的作家。鑑 於社會主義在世界各地蔓延，唯恐日本重蹈俄國覆轍，出現列寧的政權或是德國的社會 主義，他四處奔走到處遊說，鼓勵日本軍人和有志之士斷然改造日本。
北一輝的《日本改造方案》迅速風靡徬徨苦悶的日本少壯軍人之間，他們將北一輝 的主張奉為金科玉律，尊北一輝為教祖。日本右翼理論家大川周明覺得北一輝大有利用 價值，便親赴上海把北一輝接回日本，參加右翼革新團體“猶存社”，使日本極右派聲 勢為之一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