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畝地；第二個畫的是俺娘，做夢老想她；第三個是說俺有享受思想，光想過好日子。”
班長樂了：“嘿！胡正國，檢討還挺深刻！”
晚上開會，班長當眾表揚胡正國。
他哭了，站起來說：“俺還有心最裡邊的話，藏著沒說……俺裝病是……是膽小，怕……怕打槍。”
後來胡正國隨部隊過了黃河，南岸敵人的暴行震動了他。就像《鍘刀上的血》裡那個後來轉變了的趙小法，他胸口聚了一疙瘩氣，從此啥也不怕了。打定陶，他打死六個敵兵，有兩個是用刺刀捅死的，血濺了他一臉。
打完仗，班長問他怕不怕，他說：“定陶也有俺的娘，為她們報仇，啥也不怕！”
胡正國個子矮腿短，這次急行軍他一溜小跑，惟恐掉隊。他問班長：“俺要是也寫寫自己，中不中？”
“中！咋不中？”
有人笑了：“咋寫？還畫大燒餅？”
胡正國漲紅臉，啥也沒說。從這天起，他除了纏著有文化的人讀《戰友報》，還求著他們教識字。從“胡正國”三字認起，每天識五個字。他找了塊樹皮，把生字寫在上面。行軍的時候，他把樹皮往前面同志的揹包上一掛，一邊識字一邊行軍。
野戰軍副政委張際春發現了，跳下馬，問：“小鬼，你這是幹什麼？識字嗎？”
胡正國又臉紅，點點頭，唸了兩個字。
張際春把胡正國的事蹟登在了《戰友報》上。
《戰友報》是張際春親自抓的野戰小報。報社、印刷廠就設在四輪膠皮軲轆車上。撰稿人行軍走路、騎馬構思，到宿營地把揹包往地上一放就成了“書寫桌”。這“揹包文學”、“馬上創作”透過《戰友報》迅速傳到連隊，又透過新華分社轉播到延安、各解放區，甚至傳播到國民黨統治區。
除了辦《戰友報》，張際春還領導辦了一個不定期的八開四版的小型政治工作報紙《軍政往來》。這個報紙由野戰軍宣傳部部長陳斐琴主辦。
張際春是這兩個報紙社論、專論的主要撰稿人。他以透徹的思想和銳利的筆鋒寫了許多重要的文章。劉鄧重要的口頭指示也往往由他寫成稿子發表；甚至電報下發的劉鄧指示，可以並需要傳達到營連去的，也多半由他改寫成報道文字刊載出來，“一竿子插到底”。他還指導宣傳幹部如何改寫電報，如何掐頭去尾，加字減字，既達到了宣傳教育目的，又不致洩密。他是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三號人物——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他不認為做這些工作微不足道。他說：“報紙辦好了，不知要節省多少幹部的唇舌、時間和腳力。”
劉鄧稱張際春是“難得的宣傳家、教育家”，部隊則稱張際春為“老媽媽”。
張際春隨朱德、陳毅在湖南起義前是個教書匠。長征到達延安後，他任抗日軍政大學政治部主任，又和學校打上了交道。這使他的氣質比一般工農幹部多了一層書卷氣，加之他性情溫和，極少動肝火，便更顯得平易近人。
在張際春身邊工作過的人都說，他批評人最重的話就是：“你錯了嘛，你不對嘛。”就這麼一句，語調輕輕的，但被批評的人常常覺得受到了震撼，箇中原因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們折服他的為人體現了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張際春的平易近人源於他內在的品質。他默默地做著他認為應當做的事，盡心竭力履行自己的職責，卻從不突出自己，從不顯露他怎樣盡了心、出了力。他尊重人，無微不致地尊重別人的自尊；他領導了你，指導了你，扶持了你，卻讓你不知道、不察覺，達到了行不言之教、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境界。
40年後，筆者在採訪中提及張際春，當年的老戰士、老記者、老作家熱淚潸然而下，第一句話幾乎都說：“這樣的好首長……我們想他呀！”
作家曾克在她回憶張際春的文章中寫道：“我的記憶深處懷念著一個人，一位領導和長者。時間越長，懷念越深。”
文章的題目是《政委媽媽》
就是這位媽媽似的政委，有一天把曾克從前線接回野戰軍政治部，說：“來了很多教授、學者，咱們要熱情接待他們。你是代表之一，好好完成任務。”
警衛員把曾克送到一個群眾家。走進那個小四合院的西屋裡，警衛員對客人說：“曾老先生，張副政委把你們的女兒接回來了。”
這時，曾克才明白過來，認出了兩個瘦弱、疲憊的老人是她離別八年的父母。他們是開封解放後第二批被接到解放區來的，和他們一同來的還有許多著名教授、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