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的發展，導致了以尼赫魯為主席的全印獨立聯盟的成立。全印獨立聯盟的顯著特徵是：它不僅要求擺脫英國人的統治而完全獨立。而且要求在印度內部按照社會主義的方式進行根本的社會變革。正加尼赫魯所寫的那樣：”國大黨中過去經常看布賴斯所寫的有關民主主義的著作和莫利、基思、馬志尼所寫的著作的青年男女，如今正在閱讀所能到手的有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俄國的書籍。”
尼赫魯本人就是這種新趨勢的一個很好的例項。他是一位富有的律師的兒子，曾在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讀書，1912年取得律師資格。回國後，他投身於為自由而進行的民族主義鬥爭，成為甘地的追隨者和敬慕者。然而，尼赫魯完全不同於他的這位神秘的、苦行主義的領袖。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一位社會主義者、一位堅信科學技術是將人類從存在已久的苦難和愚昧中解放出來的工具的人。後來，尼赫魯與甘地分手了，因為甘地拒絕接受現代世界，他指責說：“解救印度的辦法在於忘掉印度在過去50年中所學到的東西。鐵路、電報、醫院、律師、醫生等諸如此類的東西全得廢棄，所謂的上層階級必須自覺地、虔誠地、慎重地瞭解簡樸的農民生活，懂得這是一種給人以真正幸福的生活。……每當我坐上火車或公共汽車，就感到我這樣做是在褻瀆我的良知。”
不過，尼赫魯承認甘地在喚起印度農民方面所做的出色工作。即使是因個人競爭和學說上的爭論而分裂的國大黨，也還得依靠甘地。1928年12月，甘地重返政治舞臺，並說服國大黨接受了激進派和保守派都能接受的一項妥協決議。幾個月後，英國工黨戰勝保守黨，組成了新內閣。前景似乎很有希望，因為工黨以往一直批評保守黨對允許印度自治這一問題採取拖拉做法。然而，印度自治的希望並沒有實現；事實證明， 1930－1939年的10年是令人失望的10年。
一個原因是政府在鎮壓和讓步的迴圈之間搖擺不定。繼民族主義暴力之後是大規模的逮捕和放逐，然後又是企圖透過逐步讓選舉制生效來進行安撫。不過，許多責任要由印度人承擔，因為他們日益分裂成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兩大敵對的集團。早在1919年，全印穆斯林聯盟就已成立，但許多年裡它幾乎一直沒有什麼追隨者。不僅穆斯林人數不到次大陸總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國大黨聲稱它代表所有的印度人，不管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實際上，國大黨內確有一個由著名的阿布林·卡拉姆·阿札德領導的穆斯林派。因而，穆斯林聯盟直到1935年以後由孟買的律師穆罕默德·阿里·真納領導時才變得重要起來。真納提出在聯合的基礎上與國大黨合作，但國大黨拒絕了這一建議，只願與以個人名義加入國大黨的穆斯林打交道。於是，真納進行報復，他向穆斯林民眾大聲呼籲說”伊斯蘭教正處於危險之中”。對此，反應是熱烈的，因為印度許多穆斯林認為，他們與穆斯林世界其他人的共同之處比他們與鄰近的印度教徒的共同之處更多。真納在選舉中的成功使後來建立獨立的穆斯林巴基斯坦成為可能。
在此期間，總督歐文勳爵已於1929年10月宣佈，英國明確地制定了給印度以自治領地位的計劃，並將召開會議作出安排。然而，國大黨卻於1929年12月31日透過了一項要求完全獨立的決議。3月12日，為了迫使英國人撤離印度，甘地又發起一場國民抵抗運動。他的戰術是向170哩以外的大海進行偉大的食鹽進軍。在海邊，他舀取海水，放在火上煮——這是向被他譴責為極不公正的政府鹽稅進行挑戰的一個象徵性行為。這場運動不僅得到很好的宣傳、非常激動人心，而且十分猛烈，因為廣大農民都痛恨鹽稅，積極支援甘地。普遍的騷亂爆發了：人們攻擊政府的鹽場，恐怖分子襲擊官員，受到世界性嚴重經濟蕭條的沉重打擊的失業工人舉行暴動。5月5日，甘地再次被捕入獄，與他一起被捕的還有約6萬名追隨者。
歐文勳爵知道單靠武力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在秩序稍微得到恢復之後，他於1931年1月26日釋放了甘地，並說服甘地於3月 4日簽訂了《德里協定》。政府同意釋放未犯有暴力罪行的政治犯，作為回報，國大黨將結束抵抗運動。還將參加早幾個月就已開始的圓桌會議。甘地親自參加了在倫敦舉行的會議，但沒有達成協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工黨政府已被保守黨佔優勢的、不太靈活的“國民政府”所取代。甘地返回印度後，於1932年1月再度被捕。抵抗運動再次爆發，但這時，這個國家已疲憊不堪，因而這一運動幾個月後，便漸漸消失了。
最後，1935年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