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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五年計劃和大蕭條
1931年這一年因一顯著特徵而不同於“戰後”前幾年，也不同於“戰前”前幾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認真地思考並坦率地議論著西方的社會制度也許會失敗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諾德·J·湯因比
20世紀20年代快結束時，歐洲似乎正安定下來處於一個和平、安全和相對繁榮的時期。然而，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卻被突然到來的大蕭條徹底破壞了，由此產生的經濟混亂和大規模失業逐漸損害了前幾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礎。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長的貧困和不滿情緒的壓力下興亡更替。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地、災難性地影響了國際形勢；有些政府把對外冒險作為改變國內緊張局勢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則因自己國內的緊迫問題而無視這種侵略行徑。因此，大蕭條是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分界線。1929年以前的幾年是充滿希望的幾年，歐洲逐步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爭端。相反，1929年以後的幾年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危機一個接一個，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蕭條的影響和意義因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而增大。在西方的經濟確實是一團糟的同時，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獨特實驗。雖然五年計劃伴有嚴厲的壓制和民眾的窮困，但實質上是成功的。蘇聯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這種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尤其是因為當時種種經濟困難正使西方陷於困境。
因此，五年計劃和大蕭條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們一者襯托了另一者，兩者都產生了至今仍可感覺到的影響。
一、五年計劃
戰時共產主義 布林什維克一發現自己處於俄國的主人地位，就面臨著建立太平盛世的挑戰；關於這種太平盛世，他們過去已宣傳很久了。他們很快發現，他們對迎接這一挑戰毫無準備。過去的歷史中沒有模式可遵循，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它們幾乎只是論述如何奪取政權，而沒有論及奪取政權以後該怎麼辦。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的傳統定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實現不起指導作用。列寧本人就承認：“我們在奪取政權後便知道，不存在將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根據實驗作出判斷。”
起初，幾乎沒有實驗的機會，因為生存鬥爭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盛行於1917年至1921年間；當時，為了向前線提供所需的物資和人力，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就是從這類措施發展而來的。戰時共產主義的一個特徵是對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另一特徵是強行徵收供養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餘農產品。原先的計劃是向農民提供工業製成品作為補償，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為前線生產。
內戰的結束意味著不再需要‘戰時共產主義”這種權宜制度。於是它立即被屏棄了。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反對無償的徵收。正如一位農民所說的那樣：“土地屬於我們，麵包卻屬於你們；水屬於我們，魚卻屬於你們；森林屬於我們，木材卻屬於你們。”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已陷於癱瘓狀態，這主要是由於1914年至1921年間的接連不斷的戰爭。工業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10％，糧食產量從1916年的7 400萬噸下降到1919年的 3000萬噸。最大的災難是 1920年和1921年的全國性乾旱，它促成了俄國曆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無數的人死於飢餓，還有無數的人只是由於美國救濟署提供的救濟品才活了下來。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雖然以往一向是布林什維克的最堅定的支持者，這時卻也起來造反，提出了“沒有布林什維克的蘇維埃”的口號。
新經濟政策 注重實際的列寧認識到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於1921年採取了“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允許區域性地恢復資本主義，尤其是在農業和貿易方面。農民們在向國家繳納約佔其產量的12％的實物稅之後，被准許在公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