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色上，也可找到“自然選擇”如何起作用的證據。
達爾文的學說雖然在後來的研究基礎上得到了詳細修改，但其要點實際上已為現在所有的科學家所接受。1958年7月1日，在慶祝達爾文發表其論文一百週年的大會上，英國傑出的科學家加文·德比爾爵士稱讚道：“進化的事實如今已普遍地為所有有資格發表意見的人所承認，進化的作用過程大體上已闡明。自然選擇的理論已建立在非常堅固的基礎上，因此，現代的工作只不過是進一步證實這一理論，儘管隨著知識的增加而需對它作新的表述。”
然而，達爾文的學說在他生前遠沒有被普遍接受。確實，它由於當時幾位傑出的科學家的研究和著作而得到加強。地質學家查爾斯·賴爾在他於1863年發表的《人類的古代》一書中接受了達爾文主義。兩位最主要的植物學家——英國基尤植物園的主任約瑟夫·胡克爵士和哈佛大學教授阿薩·格雷也成為達爾文主義者。在達爾文主義的最熱烈的擁護者當中，還有兩位著名的生物學家——德國人恩斯特·海克爾和英國人托馬斯·赫胥黎，後者稱自己為“達爾文的鬥犬”。
但是，在某些方面，特別是在教士中間，卻存在著激烈的反對。這是可理解的，因為正如以往哥白尼的天文學體系廢除了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地位一樣，達爾文主義似乎廢黜了人類在地球歷史上的中心地位。當達爾文於1871年發表另一部著作《人類的由來》時，教士們自然得出如此結論。達爾文在這部著作中安排了人類與整個動物生活有關的證據，斷定“如果有誰不願意象野蠻人那樣把自然界的各種現象看作是支離破碎的，那他就不再能相信人類是一個單獨的創造行為的成果”。也就是說，達爾文否認了神的創造材為。由於他說人類起源於猴子，損害了人類的尊嚴、道德和宗教，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譴責。本傑明·迪斯累裡曾在嚴宣告：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間作選擇，他將站在天使這一邊。
儘管達爾文主義受到宗教界和其他集團的敵視，它還是對西方社會有著深遠的影響。根本原因在於它對最適者生存和生存鬥爭的強調極妙地與時代傾向相適應。例如，政治上，這是俾斯麥以血和鐵統一德國的時期。他在各國的民族主義讚美者認為達爾文主義給了他們支援和正當理由。他們認為在政治活動中和在自然界一樣，最強有力者是得勝者，好戰的品質決定誰將在國際“生存鬥爭”中獲勝。經濟生活中，這是自由經營和粗魯的個人主義的時期。舒適的、心滿意足的上、中層階級激烈反對國家為促進較大的社會平等而作出的任何干預。他們論證說，他們應得到幸福和成功，因為他們已證明自己較無能的窮人更“適合”，而且，大公司對小公司的兼併是“生存鬥爭”的一部分。19世紀後期也是殖民地擴張的黃金時期，達爾文主義被用來為帝國主義辯護。有人爭辯說，殖民地是強國的繁榮和生存所必需的；還有人爭辯說，按照世間的成就判斷，諸土著民族軟弱、低劣，需要優越的、較強大的歐洲人的保護和指導。
這種將達爾文的學說應用到社會舞臺的做法，稱為社會達爾文主義。達爾文字人從沒想到他的研究結果會以這一方式被利用，更不用說有這種打算了。然而，事實仍然是，它們被如此地利用了；原因在於，它們似乎為當時由於其他緣故而開始支配歐洲的唯物主義即現實政策提供了科學的支援。簡言之，達爾文主義合宜地與吉卜林的以下這句名言相一致：
有力量者應該有所獲，
能有所獲者應該保持住。
另一位英國作家希萊爾·貝洛克在提到歐洲人在非洲的地位時表達了同樣的觀點：
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已得到
馬克沁機槍，而他們卻沒有。
六、結論
隨著19世紀的過去，科學成為西方社會的一個日益重要的部分。在19世紀初，科學仍處於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邊緣。但是，到它為久已建立的工業作出基本貢獻的19世紀末，它正在創造全新的工業，正在不但深深地影響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並且深深地影響他們的思想方式。此外，由科學革命造成的這種變化還以無數方式直接和間接地影響整個世界。科學使歐洲在技術上對世界的霸權成為可能，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這一霸權的性質和作用。科學還為19世紀西方在智力方面的優勢提供了基礎。歐洲的藝術、宗教或哲學沒有給非西方民族以巨大影響，因為非西方民族已在這些領域作出了類似的貢獻。但是，在科學和技術方面，就不存在如此的平等。只有西方掌握了自然界的種種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