斂財上。而另一方面，那些進士，一外放就是知府、太守，根本沒有多少治理地方的經驗就要管理一郡甚至是一州，很多時候，也就輕而易舉的被底下人架空而不自知。
更有甚者，便是“三鼎甲”，作為讀書人中學問最高的尖子，幾乎沒有經歷過任何地方上的磨礪，直接就是入翰林，上朝堂，混個幾年，輕而易舉的就成為了對整個天下做出決策的那一批人。因為沒有真正的治國經驗，卻又絕不能承認自己的無知，於是“正刑與德，以事上天”是他們最常說的話，“半部論語治天下”是他們深信不疑的事，“天人感應說”與其說是最有效的治國理論，不如說是最簡單的推脫手段，而這還不是最可怕的，真正可怕的是，幾百年下來，朝堂上的那些人，甚至已真正的對這些東西深信不疑。
這整個儒家天下，都已經形成了一種病態，當這種病態變成了慣性，誰也沒有勇氣、沒有能力將它改變時，或許，真的需要所謂的聖火，又或是革命的火焰將它洗涮一遍，才能夠得到新生。
就因為多了他這麼一個狀元郎，此時，整個寧氏一族，已經超越了高鎖縣的其它三家，成為了整個縣城最大的家族，甚至到了他寧家的僕人犯了事，官府都不敢拿問的地步。對於這種情況，寧江也無心去管，即便是他想管也管不了，徒然的浪費時間。
在他不在的這段時間裡，依附到他名下的土地越來越多，許多是連著土地上耕種的貧民一同“轉”過來了，這些連著土地一同買賣的貧民，實際上就是“佃奴”，大周王朝的法律上，是禁止佃奴的存在的，但事實上，佃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