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齡同每個球隊隊員握手，代表災民向他們致謝併發給每人一枚紀念章。
保盟還主辦義演，其中有專業劇團的演出。有一個劇團是由進步演員和導演金山領導的。在重慶，從事舞臺生涯的人過著艱難的生活。有人在義演過程中看到他們的生活情況後說，“當我看到這些男女演員們睡在一間大廳的地板上、連床鋪都沒有時，我意識到他們對孫夫人是多麼敬愛和信任啊！”①
①許乃波1987年11月8日致本書作者函。
有一場舞蹈義演是由特立尼達出生的戴愛蓮組織的。這位中國芭蕾舞創始人之一在香港也曾幫助過保盟。
還有一些不那麼正規的音樂會也是為了賑災舉辦的。參加演出的是駐重慶的西方國家和蘇聯的年輕外交人員和軍事人員。在音樂會上，有時聽眾同演出者一起引吭高歌，有蘇聯歌曲，也有英國約克郡民歌。
這些義賽和義演在戰時首都重慶得到中外人士的熱烈參加，使人們注意到救濟工作是何等迫切，而國民黨統治者都並不重視。這些活動使許多人有機會看到宋慶齡並進一步增高了她的聲望。同時也使更多人看到保盟仍在積極工作，而這正是國民黨所不願見到國民黨統治者直試圖把宋慶齡“包裹”起來，並且預期保盟在香港陷落之後便會悄悄地收場。相反，保盟重建後充滿活力，它對局勢如實報道，經手賬目一切公開——同當權派的貪汙怠惰可說涇渭分明——表現了鮮明的政治立場。
保盟內部從上到下沒有一個人比宋慶齡工作得更辛苦。事無大小，她都認真去做，任何細節都不放過，並貫徹始終。雖然成就都是靠集體的努力，但如果沒有孫夫人出面、沒有她那種果敢、務實、一絲不苟的領導作風——這方面從本節的敘述可以窺見一二——那在當時的環境下是根本不可能取得的。
（八）在重慶時的生活
宋慶齡在重慶時的生活情況，當時親歷的人有所記述。王安娜說，她的生活很儉樸，穿當地出產的蕁麻布做的衣服，有些她所需的穿著因經濟問題而置備不起。對於她的姐妹們從美國進口奢侈品，她曾直率批評。據美國藝術家和作家格雷厄姆·佩克的記載，①儘管她有一所房子住，她的兄弟們又借給她一輛車，她作為孫逸仙博士遺孀所領的卹金遠遠跟不上通貨膨脹。她想在屋裡置一個座鐘，但自己沒有錢買，又不願去求她的親戚。
①同上。
她特別喜歡外出走走而不被人認出來。有時她同王安娜一道在長江南岸鄉間小路上長時間散步，就很感高興。
“……在路上擦肩而過時不期而遇，常常有許多人目瞪口呆地站著不動，不由得喊出；‘孫夫人！’這時候，她像一個年輕少女似的，臉頓時變得通紅，立即匆匆離去……在路上的小茶館裡歇息時，她不必擔心那些令她討厭的視線。……抬滑竿的苦力或農民……大概連孫逸仙是誰也不知道。而在農民們看來，她的妹夫蔣介石就像是一個尋常人見不到的有權勢的皇帝。蔣介石那黑色的大型華貴轎車被警衛和隨從的車輛保護著，以最高速度在街上行駛。如果說重慶市民有機會看到蔣介石，也只是這個時候而已。
“長途跋涉之後，又餓又累，這時候，我常常在孫夫人家裡弄吃的。
“‘請把你的煎鍋帶來！’她事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還是做土豆煎餅。’”①
①格雷厄姆·佩克書，第604頁。
許多外國人想見她。有人純粹是為了可以對別人說他見到了孫夫人。謝偉思回憶說：
“……她幾乎成了一個旅遊熱點。到重慶來的許多重要的訪問者、將軍們等等，常常想去拜訪她，如果他們能事先找到人介紹……她不大出門……人們能進去看望她，但他們得準備捱罵，因為她被（國民黨政府）認為是‘出圈，的。”①
①王安娜書，第388頁。
格雷厄姆·佩克寫道，“秘密警察監視著她的住所”，因此對中國人來說，去看望她“可不是件隨便的事”。她自己“對於接見外國記者或外交官也很謹慎”，因為她怕他們想要利用她。“但她喜歡招待普普通通的年輕人——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①
①謝偉思書。
她來往的主要是老朋友和一些對她工作有過幫助（或可能有幫助）的人。那種單純的社交來往，她很怕（見了一個人之後就難以拒絕會見另一個人，否則會得罪人），並竭力避免，認為那是毫無意義地浪費時間。但她並不想當隱士，並且像王安娜所記的那樣，喜歡同年輕人無拘無束地在一起——他們不會在她面前必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