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就在這時，洋教士乘“危”而入。他們有男有女，男的還穿著中國式的長袍馬褂。“作為庚子年這一帶義和團抗擊洋人失敗的報償，外國人在往南八里地的義裡村，建立了一座教堂，但這個村莊沒有一家在教。現在這些洋人是來視察水災的。他們走了以後，不久在義裡村就設立了一坐粥廠。村裡就有不少人到那裡去喝粥了。”①不久，菜虎一家在了教，盼兒也被送進了教堂，雖然換上了洋布衣裳，也不再愁餓死，可是當孫犁聽到這個訊息，卻很難過，他只向母親吐出五個字，提了他最擔心的一個問題：“還能回來嗎？”
“人家說，就要帶到天津去呢，長大了也可以回家。”母親大概察覺到孩子幼小的心靈受了傷害，發生了陣痛，便這樣安慰著他。
盼兒並沒有回來。那個牽腸掛肚的問號，也便一直陪伴著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使他在將近古稀之年，仍然追念不已：“直到我離開家鄉，也沒見這個小姑娘回來過。我也不知道外國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②外國人的教堂既已開設到中國北方的窮鄉僻壤，“收了多少小姑娘”確實是一個不容易算清楚的問題；我們只知道，假如盼兒穿上洋布衣裳而淪落天涯，那和喜兒穿上黃家的衣裳而備受踐踏、躲進深山，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這一切都在預示，孫犁的故鄉在天災人禍的打擊下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盼兒的悲劇不只表示著一個家庭的解體，也表示著北方農村自然經濟的解體——把自己的觸鬚深深扎入到農村來的外國勢力，參與了這個解體過程。讀者很容易發現，中國近代史上的許多事件，都和這一解體過程有關。盼兒已經“飛”了出去，從這裡還會“飛”出各式各樣的人物……
嚴格地說，後來孫犁也是這樣“飛”出去的。他和盼兒的命運自然不同，但在“飛”這一點上，他們是“同命鳥”，因為都有著共同的深刻的經濟、政治根源。只是因為具體的生活道路不同，所以歸宿不同罷了。
第二課堂
1919年，孫犁六歲，進入本村初級小學，並有了一個新的學名：孫樹勳。這時農村已改私塾為國民小學。東遼城小學沒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閒院，兩間泥房，稍事修整為教室，進行復式教學。設施雖然簡陋，門口卻掛起兩面虎頭牌：“學校重地”、“閒人免進”。在農村，農民其實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師的。
東遼城小學的老師，多數都是簡易師範畢業，家也住在附近的村子，假日常回家幹些農活。在平時，年齡大一點的學生也常幫助老師買菜做飯，並以此為榮。時代究竟在進步，農村風氣也究竟淳樸，大家並不以勞動為恥，新的風氣在蔓延開來。
學校功課，以習字和作文為重，學生所讀的，也不再是四書五經，而是新學制的白話文課本了。同年冬天，孫犁還上了夜學，父親給他買了一盞小玻璃煤油燈，他後來憶述當時的情景是：“放學路上，提燈甚樂。”①我們當然還記得，他是一個病弱兒童，那時驚風疾還沒有治好，這樣一個孩子的快樂，該是寶貴的，令雙親感到欣慰的。
就兒童的天性來說，是喜歡順應自然、率性由情、嬉戲玩耍的，所以，當時雖然是新學制，孩子們還是不願受到管束，念那些先生指定的課本，而願“回到自然”。孫犁直到現在，還記得一首名叫“四大高興”的歌謠：“新年到，搭戲臺，先生走，媳婦來。”那麼，“四大不高興”呢？其詞正好是顛倒的：“新年過，戲臺拆，媳婦走，先生來。”不能說這歌詞只反映了孩子的願望，因為它也反映了大人的願望；但大人也從孩子過來，也總結著他們孩提時代的體驗。
所以，最聰明的教育家都在努力創造一種辦法：把學習變成一種興趣、一種自覺的願望，如果可能，那就變成｜人的一種自然屬性。其實，就人的本質來說，本來就有進行學習和探索的自然屬性，由於種種因素，這種屬性被“異化”出去，和教育分離了。教育的最大使命，應是恢復這一屬性，使學習重新成為人的內在衝動。
孫犁童年時代，尋找到過這種體現內在衝動的方式，那就是在平原的夜晚，聽說評書。
他最早聽的評書，是村裡一位叫“德勝大伯”的人說的。德勝大伯和孫家住同一條街，是個挑擔串鄉的貨郎，長年去山西做小買賣，春節也不回家，因為那時生意正好。他回到家來，多是夏秋農忙時節。這時在晚飯後，人們喜歡到街面上來乘涼，德勝大伯也就開講。他不識字，但說起《七俠五義》來，就像一位專業藝人：他對評書記得很清楚，講得也很熟練，我想他也不是花錢到娛樂場所聽來的。他在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