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最小最小，比不上一次戰役，比不上一次瘟疫。”②
他感到壓抑。再說，像這種日子，也近於無聊。於是，他向領導遞了報告：回故鄉“體驗生活，準備寫作”。報告批准了，他一擔行囊，回到故鄉。這是1972年春天，張同志隨行。
就住在一個堂侄家裡。父老親友，得知他的到來，欣欣然競相前來探問，談話間，或慶幸大難不死，或欷s＇滄桑之變，在那些日子，他心裡得到不少安慰。
這次回老家，實際上是像魯迅說的，有一種動物，受了傷，並不嚎叫，掙扎著回到林子裡，倒下來，慢慢自己去舔那傷口，求得痊癒和平復。①除了八十多歲的叔父，老家已經沒有什麼親人，村子裡四五十歲以上的人，彼此還有記憶，再年輕的，就都陌生了。當然，有些人讀過他的作品，他們對他的名字並不陌生。從縣城到東遼城，他們僱了一個“二等”（北方一些農民用來做生意的腳踏車，可以載人，也可以馱東西），車主是個誠樸的青年農民，快進村的時候，他忽然問：“你們村裡，有個叫孫犁的，現在這人怎樣了？”
“你認識他？”孫犁問。
“我讀過他的小說。”
“他還活著。”
……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間又有幾茬人起來了。
東遼城也發生了變化，四周大道兩旁都是鑽天楊，村子被圍在綠色的屏障裡。靠近村邊，還有一些果園。村外是大片大片的柳杆子地，用以經營農具和編織業。造成這些變化的原因是風沙，土地已不適宜種植莊稼，農民主要靠樹木、靠經營副業來維持生活了。
他的堂侄喂著兩隻山羊，孫犁每天背上個柳條筐，去砍些青草，或是撿些燒柴。像童年那樣，他又走進田間，走進柳林，走到滹沱河大堤上來了；又看到了黃｜色紫色的野花，又揀到了雞腿蘑菇，又聽到了鳥叫蟲叫了。這時，他在蒼涼中感到一種恢復了青春活力的愉快。畢竟，在自己的家鄉，他變得年輕多了。
但有一天中午，他從野外回來，侄子告訴他：鎮上傳來天津電話，要他趕緊回去，說是為了劇本的事。侄子很緊張，不知大伯又出了什麼事。孫犁一聽，放了心，說：“安心吃飯吧，不會有什麼變故。劇本，我又沒發表過劇本，不會再受批判的。”
“打個電話去問問嗎？”
“不必了。”
隔了一天，孫犁正送親戚出門，迎面開來一輛吉普車，從車上跳下來的，是他的組長。組長說，接他迴天津，參加創作京劇劇本。各地都有“樣板戲”，市領導也很著急。京劇團有一個寫抗戰時期的白洋淀的劇本，上不去，因此有人推薦他去。
看組長流露的神色，好像很為他慶幸。但孫犁對這訊息卻很淡然，暗想：“劇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樣板戲？”但第二天他們還是回了天津，因為這是命令。回到機關，當天政工組就通知他：下午市裡有首長要來，不要出門。而且不到半天，接連通知了三次。他只好在辦公室枯坐。首長沒有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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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孫犁正在隨機關人員普查身體的時候，組裡來人說：“市文教組負責同志來了，在辦公室等你。”不久，又來說一次。孫犁說還沒檢查牙，他催孫犁快點，不能叫負責同志久等。孫犁告訴他：快慢在醫生，他可只能排隊。輪到他了，醫生卻誇獎起他的牙來：“你看，這麼大的年歲，牙齒還這樣整齊，衛生工作一定做得好。運動期間，受衝擊也不太大吧？”
“唔。”孫犁有些奇怪，牙齒整齊與否，和受衝擊有什麼關係？難道要打落兩顆門牙，才算脫胎換骨嗎？他正惦著辦公室裡的負責同志，再說嘴也張著，說不清楚。
回到辦公室，組長已經很著急了。我一看，來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個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閱報紙的年輕人那裡呶呶嘴。暗示那就是負責同志。
他們來，也是告訴我參加劇本創作的事。我說，知道了。①
又過了兩天，那接見的盛典才到來，地點改在市委機關。那位主任不放心，親自陪他去。這是市裡的女文教書記的接見：
在一間不大不小的會議室裡，我坐了下來。先進來一位穿軍裝的，不久女書記進來了。我和她在延安做過鄰居，過去很熟，現在地位如此懸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結。她好像也有點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點架子也不拿，則對於旁觀者，起碼有失威信。①在延安時，她是魯藝美術系的學生，已經結了婚，愛人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