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習慣於山巒漠野，號角槍聲，勺飲壺漿，行軍熱炕，其實這都是反常的，都不是我們生活的目的。我們生活的目的，就是像眼前這個樣子，康樂富強！”
這番話說得振振有詞，孫犁不得不承認，那道理是對的。是啊，“我們生活的戰鬥的目的是全體人民的康樂富強，”——這，他也是贊成的。但現在這樣還不夠，例如，他覺得昨晚電影上映出的農民生活，離目前情景就很遠。另外，他也看到，天津的許多工人住區，還處於貧困之中，那些窄小的衚衕、老朽的磚房、低矮的灰土小屋，甚至還有那些有待清除的野葬和浮厝，那些孳生蚊蠅的穢水溝……都說明工人的生活也還不高，那裡的情況，在他看來，簡直和冀中端村那樣的集鎮沒有什麼區別。因此，他認為天津廣大的工人群眾也需要提高生活，需要改善他們的居住條件和衛生裝置。
這樣，如果說不是反駁，那也是含蓄地修正或補充了張同志的意見。他說：
如果有的同志有些牢騷，有些不開展，那只是說，從這些鄉下人來看，眼前這些人，很多還是過去那些不事生產的，而有時，他們樂的更沒道理，加強著他們的剝削的、寄生的、醜惡的意識。我們所以不能以眼前的樣子為滿足，是因為我們還需要繼續努力，建設起全體勞動人民的新的康樂富強的生活，在建設過程中，並改造人們的思想，傳統的優越感和剝削意識。①
進城初期，應該說他的生活進入了一個相對安定的時期；但人際關係方面的這種隔膜感、冷淡感，卻又困擾著他。這可以說是一種新的焦慮，在當時進城的人中間，恐怕還很少人有這樣的焦慮，——我們姑且也把這喚作一種“憂患意識”吧，——有誰料到，這種“憂患意識”，會出自一個不久前還被批評為有“小資情緒”（如他的短篇小說《碑》、《鍾》、《琴和簫》等，都曾受到過類似的批評）的作家呢？
他非常懷念從前在山地、在平原一起戰鬥過、生活過的那些人們，他慨嘆進城以後，人們已經不像在戰爭年代那樣互相掛念、互相關心，雖然生活在一個人口密集的大城市的“人海”裡，卻有些漠然而處、“相忘於江湖”了。
他大概也是懷著這種寂寞感，來理解和看待趙樹理的。1950年冬季，有一天早晨，趙樹理來到他住的地方。他們是頭回見面，談話內容，孫犁已不記得，但對趙樹理印象極深：“恂恂如農村老夫子，我認為他是一個典型的農民作家。”①見面之前，孫犁讀過他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家莊的變遷》等小說，那是在抗戰剛剛結束、從延安回到冀中以後。孫犁覺得，趙樹理的小說突破了前此一直很難解決的文學大眾化的難關；但是，如果沒有遇到抗戰，沒有和這一偉大歷史環境相結合，趙樹理的創作前途，就很難預料。所以，他認為趙樹理的成功，不取決於文字形式，也不單單取決於寫什麼（文學題材），也不取決於對文學藝術的見解和所學習的資料，——這些，以前的人們也都解決了或具備了，但並沒有出現趙樹理型的小說。趙樹理的成功，在於適應了時代的需要，“應運而生”。但是，當趙樹理進入城市，這朵花的顏色就暗淡了下來：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土地改革的勝利，解放戰爭的勝利，隨著全國解放的勝利鑼鼓，趙樹理離開鄉村，進了城市。
全國勝利，是天大的喜事。但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問題就不這樣簡單了。
從山西來到北京，對趙樹理來說，就是離開了原來培養他的土壤，被移置到了另一處地方，另一種氣候、環境和土壤裡。對於花木，柳宗元說：“其士欲故”。①
仔細品評一下這些話，不是也有些像是說他自己嗎？對於他，同樣是“其土欲故”。
不過，在進城初期，藉著戰爭年代建立起來的“餘風猶烈”的革命風尚，他還是寫了不少富有感染力的動人的作品，而且，當他寫作這些主要是反映過去年代的“歷史小說”時，他又生活在他所喜歡的那些人們中間了。
例如，我們前面提到過的《石猴》、《吳召兒》、《山地回憶》、《鞦韆》、《小勝兒》、《正月》、《女保管》等小說，就都寫於這個時期。他的僅有的兩部中篇之一的《村歌》②，也寫於這個時期，——根據篇未的日期，我們知道那恰好是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一個月，即1949年9月1日。在這部小說裡，作者還為我們提供了一段關於人與人的關係的很有啟示性的描寫，讓我們也一併介紹一下。
小說描寫的事件的背景，是孫犁參加土改工作的那個張崗鎮——河間府通往保定府的大道上的一個重要村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