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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見面，他更習慣於筆談，即名副其實的文字之交。他給賈平凹寫信說：“我很孤獨寂寞，對於朋友，也時常思念，但我們朋友們真的來了，會說我待人冷淡。有些老朋友，他們的印象裡，還是青年時代的我，一旦相見，我怕使他們失望。對於新交，他們是從我過去的作品認識我的，見面以後，我也擔心他們會說是判若兩人。”①經驗告訴他，和有些人見面，也確有某些不便之處。舉例來說，他討厭那種標榜自己一貫正確，實際今日宗揚，明日師墨，高興時鸚鵡學舌，不高興時反咬一口的人。他覺得和這種人對坐，最好閉口。
對於領導他的人，他很尊重，但不願多去接近。有的人不一定是領導，文化修養也不見得高，但有些實權，好擺點官架，且能承上啟下、彙報情況。孫犁最不會應付這種人。他寫過一篇《菜花》②，滿可以形容他的為人：去年冬季貯存下來的大白菜，都近於乾枯了，做飯時，常常只用上面的一些嫩葉，根部一大塊就放置在那裡。一過清明節，有些菜頭就會鼓脹起來，俗話叫做菜懷胎。慢慢把菜幫剝掉，裡面就露出一株連在菜根上的嫩黃菜花，頂上已經佈滿像一堆小米粒的花蕊。把根部剷平，放在水盆裡，安置在書案上，是我書房中的一種開春景觀。
菜花，亭亭玉立，明麗自然，淡雅清淨。它沒有香味，因此也就沒有什麼異味。色彩單調，因此也就沒有斑駁。平常得很，就是這種黃｜色。但普天之下，除去菜花，再也見不到這種黃｜色了。
沒有香味，也就沒有異味；色彩單調，也就沒有斑駁；是黃｜色，但，是普天之下獨一無二的這種黃｜色；而且那樣淡雅清淨，論出身，決不高貴……這一切，不是他是誰？
這種特性本身，就是怕干擾的，所以，它只能擺在書案上。
“文革”後期，有一年春節，在石家莊紗廠工作的大女兒（小蘋）來了。一天中午，兒子（小達）來接大姐到佟樓自己的家裡住兩天。這日正趕上孫犁心裡發煩，就對女兒說：“去吧，讓爹安靜安靜。”女兒三十一歲了，從十六歲進紗廠，很早就幫助父親分挑起生活的重擔，很知道體愛父母。這樣的兒女往往是心重的，聽到父親這樣說，心裡很不高興。孫犁察覺了，愁悶有加，但是沒有再說什麼。
原來，他的好靜，不只對朋友，對家裡人也是這樣。
下面又是一件小事，仍發生在“文革”期間，見於他的《〈書衣文錄〉拾補》①。這一次，卻是對朋友：“整日煩躁，晚尤甚，而艾文會來。告以病，不去。伺餘用飯畢，此公之故態也。”“文革”後，他發覺不對了，在這條“書衣文錄”下面，補寫了一個“附記”：“此實文會對我之關心。文會已作古。求實心，熱心幫人如彼者，今已難矣。餘好煩，得罪好朋友，而文會不以為意，甚可念也。文會晚境寂寞，思之黯然。”
他以為，對於朋友，不能要求太嚴，有時要能諒（他信奉古人的交友之道：友直、友諒、友多聞）。諒是交友的重要一條。上面那件事，也說明了他對朋友的諒——自然，朋友對他也是諒的。
他在育德中學讀書時，有一位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學。這位同學是蠡縣人，漂亮而溫和，孫犁喜歡和這樣的人交朋友。他叫李之璉，中學畢業後，考入北平大學的政法學院。孫犁家境困難，沒有能夠升學，也沒有很多閒錢買書。他知道孫犁喜歡讀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的一種讀書雜誌，其中有三期是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專號，孫犁尤其愛讀。於是，他就買了兩期送給他，並寫信說：雖然每篇文章都標榜唯物史觀，有些人的論點是錯誤的。又說，劉仁靜的文章比較好。孫犁很佩服這位同學的政治學識。
高中畢業後，孫犁在北平當小職員時，忽然接到李從監獄寄來的信。他當時未涉足政治，膽子小，便約了一個伴兒去看他。在一個小小的視窗，他們交談了幾句，而且幾乎同時落下眼淚。
抗戰爆發後，李一出獄就加入了抗日隊伍。呂正操的人民自衛軍駐安國縣時，他就住在孫犁父親的店鋪裡。因為有他，父親對孫犁出來抗日，才減少了些疑慮。1938年，他去延安。後來孫犁也去延安，他每次去魯藝看孫犁，總要帶上一本粉連紙印的軍政雜誌。他知道孫犁吸菸，當時捲菸紙又很難買；這本雜誌正好在看過之後，再為得主盡一次義務。建國後，李先後擔任中南局幹部處長和中宣部秘書長。在他快要當副部長的時候，因為替某作家說了幾句話，成為右派，最後流放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