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了,寶鼎就像當初他們所設想的那樣,已經成長為大秦之鼎柱,其成就甚至已經超過了當年的宗室重臣樗裡疾,如今寶鼎的一言一行不僅影響到帝國政局的走向,更影響到帝國的命運,而這卻是他們當初所沒有預料到的結果。
馮劫是帝國的副丞相,然後才是御史大夫,一個是行政職責,一個是監察職責,這兩個職責疊加在一起,使得他不僅成為連線內外廷的樞紐,也讓他成為皇帝的最重要的近臣之一。
帝國的中央集權制剛剛具備雛型,內廷的主要組成機構尚未獨立,皇帝決策主要靠身邊的近shì大臣,而這些近shì大臣主要來自郎中令府,另外就是皇帝的客卿和帝國博士了。帝國博士制度實施已久,但真正形成規模併發揮議政作用的則是關東大賢尤其是齊國稷下博士們的來臨,於是博士議政制度應運而生。
博士議政制度是帝國廷議決策制度的一部分,同時,博士中的領袖級人物則成為皇帝的近shì大臣,參與到內廷皇帝決策中。
副丞相既是外廷決策者之一,也是內廷決策的參與者,某種程度上它承擔了調節和緩和內外廷矛盾的作用,然而,大秦的這一政治制度隨著統一大業的完成,隨著博士議政制度的實施,隨著關東大賢參與到帝國決策之中,內外廷之間的矛盾迅速擴大,內廷和外廷內部的矛盾也迅速擴大,這導致帝國的政局愈發的錯綜複雜並且矛盾重重,它現在就如同一團暴戾的熊熊大火,而副丞相就在這場大火中被慘烈烤炙。
帝國現有博士七十人,其中絕大多數為關東大賢,這些人既然進入帝國朝堂,參政議政,自然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
這股政治勢力有多大?大賢們是諸子百家的領袖人物,他們有親朋故舊,有門生弟子。這些士人遍佈關東各地,是中土文化學術的代表,也是支撐中土各國官僚體系的基礎力量。現在的帝國不僅在文化學術上需要他們,在維護統治上更需要他們。
大秦在短短時間內完成了統一大業,官僚儲備嚴重不足,就算把武將轉化為文臣,暫時解決官僚不足的問題,但若想在最短時間內穩定六國故地,還必須要有一批瞭解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風俗計程車人來幫助帝國官僚們擬製和實施一系列政策,於是就必須徵募和起用關東六國計程車人。
亡國之痛肯定是存在的,國破家亡的仇恨肯定也存在,而圖謀復國的想法當然也存在,用關東六國士人來幫助帝國統治中土肯定存在著一定的風險,但迫於形勢的需要,即便有風險,帝國也必須實施這一策略,而壓制和緩解這一風險的辦法,無疑就是加快中土文化的統一和給予關東六國士人直接利益。
從這一政治目的出發,帝國擴建了博士制度,實施了博士議政制度,利用這些“博士”在中土文化學術上的崇高地位和在中土士人中的巨大影響力,以最快的速度招募了大批的關東六國士人並把他們整合到帝國的官僚系統中,從而有效地穩定了關東局勢,加快了帝國穩固中土的步伐。
這股政治勢力有多大,一目瞭然。
這股政治勢力在帝國統一後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佔據了多大比例,同樣一目瞭然。
由此帶來的深層次的和表明的矛盾有多大,還是一目瞭然。
帝國的關東系政治勢力是不是因此實力大增?不是,恰恰相反,他們的敵人更多了,更強大了。
帝國的關東系政治勢力從商鞅開始,歷來以法家大臣為主,堅持以法治國,以法強國,無論文武,大多出自寒門,以軍功進爵。一百多年來,關東系在大秦本土已經紮下了根,出現了像蒙氏這樣的軍功豪門。
馮氏則代表了關東系的另外一個派系,那就是世家豪門。馮氏是韓國世家貴族,根基之地在晉中上黨。當年的長平之戰就是源自馮氏把上黨獻給了趙國,假如馮氏直接歸順秦國,那也就沒有了長平大戰。馮氏在生死關頭分裂了,當年歸順秦國的這一支如今異常顯赫,成為帝國權勢傾天的豪門之一。
廷尉卿李斯、內廷長史周青臣、客卿司馬空則代表了關東系的第三個派系,也就是以寒門貴族為主的堅持法治理念的法家大臣們。這才是真正的關東系,他們是始皇帝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是始皇帝最為倚重的政治力量。
現在關東博士集團的出現,改變了帝國關東系政治勢力的構成,同時也加劇了關東系政治勢力內部的矛盾,加快了關東系政治勢力的分裂。
歷史上帝國統一後,宗室和老秦人持續衰落,熊氏外戚被驅趕,巴蜀隗氏帶著楚系勉強支撐,朝堂上是關東人“一枝獨秀”,關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