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控制朝政的就是楚系外戚，但制定國策的卻是君王和他的內廷大臣。
大秦中樞實際上就是內廷，內廷制定國策，外廷則主要負責執行。三公九卿都是中樞大員，參與國策的制定，但在實際運作中，君王和他的近侍大臣們牢牢控制著國策的制定權。
依照武烈侯的謀劃，基本國策要修改，在“法治”的基礎上輔以“禮治”，但“禮”、“法”之爭延續幾百年了，事實證明“以法治國”在爭霸兼併中明顯佔據了上風，大秦的崛起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然而，今日“以法治國”的思想與早年的法家學術思想已經有很大區別了。
“禮治”不適應時代需要了，而“法治”又嚴重損害了貴族利益，不被貴族所接受，於是這兩種學術思想自然開始了取長補短的過程，子夏和他的西河學派應運而生。子夏是“儒學禮治”思想過渡到“法家政術”思想的一位承上啟下的人物。正是因為有了西河學派的理論基礎，魏國的變法才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魏人公孫鞅更是在秦國開創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法家學術思想也在進步，從公孫鞅的“法”，申不害的“術”，慎到的“勢”，到韓非的“法術勢”之大成，而韓非的大成則得益於從師荀子，從中汲取了大量的“禮治”思想，從而把“法治”思想推到了巔峰之境。
子夏的“變法經世”讓儒學得以適應時代並發展，而荀子的“禮治”則融合了“法治”，就此把儒學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孟子的核心思想是“義”，而荀子的核心思想則是“禮”。荀子的“禮治”思想就是以禮義為主體，兼重於法，以“仁義”和“王道”來實現天下的統一。
寶鼎認為他不可能改變大秦延續了一百多年的“法治”國策，但秦王政在統一之後，把“法治”的“君權至上、中央集權”發揮到了巔峰，導致“法治”嚴重偏離了正常軌道，最終導致了帝國的崩潰，所以他唯一要做的就是遏制“君權至上、中央集權”，而辦法就是在國策中強行加入“禮治”中的某些可以被秦王政和中樞所能接受的思想，另外諸如墨家、道家、黃老之學等有利於大秦穩定和發展的思想也儘可能拿出來，去影響和干涉國策。
要實現以上目標，首先就要把具有這些不同治國理念計程車人送進朝堂，或者讓朝堂上三大勢力中的官僚接受這些不同的治國理念。
而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兩個辦法，一是學術文化上的百家爭鳴，依託中原厚實的文化學術底蘊和西河、鬼谷等學派打造中土文化學術聖地，引導儒法合流，禮法統一，以此思想來影響和改造一批舊官僚，培育一批新官僚，二是官僚的選拔制度，必須堅持“以賢取才”，讓更多具備“儒法合流、禮法統一”思想計程車人進入官僚階層，甚至成為新的貴族。
所以，對寶鼎這個利益集團來說，在中原建立大學府，進一步改革學府制度和完善選拔制度，才是整個謀劃中的關鍵所在，是重中之重。
這個關鍵所在指向的目標就是“法治”與“禮治”合流統一，最終實現“外儒內法”，而在具體國策上的體現就是“君權至上”基礎上的郡縣制和分封制並存。郡縣制體現了“法治”所追求的“中央集權”，而分封制則延續了“禮治”所追求的宗法等級制度和貴族世襲特權。
寶鼎知道歷史發展的軌跡，“外儒內法”的“禮治”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中央集權”是大勢所趨，大秦若想避免崩潰的命運，就必須走這條路，但這條路任重而道遠，它有階段性，中央集權不可能一蹴而就，從歷史經驗來看，必須要以郡縣制和分封制並存來過度。當然，這個過度過程中避免不了內戰，然而，它終究算是一種平穩過度，不至於像原有歷史一樣一個龐大帝國突然間轟然傾覆。
寶鼎有遠大目標，而他所在的既得利益集團沒有這種遠見卓識，三大勢力追求的是權力和利益，是分封制，是貴族世襲特權。從這一點出發，三大勢力毫無例外地絕對支援寶鼎的謀劃，並決心將其進行到底。
整個謀劃中最重要的策略定下來了，那麼軍事上和財賦上的變革就順理成章了。
軍事上，寶鼎要推動中樞制定國防大策略，要制定以積極防禦為核心的“守外虛內”之策，這個策略的關鍵是“守外”，秦軍主力大兵團都在四方戍守邊境和拓展疆土，那麼兵團統率將擁有相當大的軍權。當前老秦人控制著軍隊，寶鼎與老秦利益一致，命運更是休慼相關。此策一旦成功實施，將幫助本利益集團在未來政局中獲得極大優勢。
財賦上的變革牽扯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