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所以前有昭襄王，後有秦王政，都是不遺餘力地壓制外戚。未來，當公子扶蘇做了君王，或者任何一個身體裡流淌著楚人血液的王子做了大秦的王，他們都有可能在激烈的權力博弈中，把熊氏外戚重新召回以為援手。
大秦的楚系力量過於龐大。秦楚王室之間有二十一代聯姻，所以自宣太后聯合其兄弟子侄建立起一個龐大的楚系勢力之後，楚系力量就無處不在，即便是昭襄王實施“固幹削枝”之策，也不過就是驅趕熊氏外戚而已。舉刀殺戮就是兄弟相殘，就是血肉相殘，昭襄王還沒有殘忍到如此地步。
秦王政也是一樣，也是在華陽太后薨亡後驅趕熊氏外戚。不過歷史發展到今天，大秦的中央集權制正在走向成熟，秦王政比昭襄王更加忠誠於“法治”，為此他絕不容忍現在或者是將來發生外戚干政、外戚竊取權柄、外戚破壞中央集權制度的事情，所以他要把熊氏外戚連根拔除，把這個隱患徹底剷除。
熊氏外戚就是紮在秦王政心裡的一根刺，就是插在大秦中央集權制度上的一把劍，讓秦王政寢食不安。秦王政遲遲不願立儲，原因就在這裡，雖然後宮的華陽太后不在了，楚國的陽文君熊嶽及其所屬勢力也不復存在了，大秦熊氏外戚也被趕出了京都，懷德夫人和公子扶蘇這對母子基本上失去了內應外援，但秦王政在立儲一事上還是猶豫不決，就是擔心熊氏外戚東山再起，然後依靠龐大的楚系力量捲土重來，破壞甚至摧毀秦王政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大好形勢。
熊氏外戚當然知道秦王政的心思，他們總不能束手待縛、任由宰割，他們要生存，要反擊，而這一次就是絕好的機會。假如他們故意戰敗於東南戰場，或者與楚人暗中秘謀，在東南戰場上“演一場戲”，讓楚人集結主力於中原，與齊軍聯手夾擊秦軍，秦軍必定大敗於中原，由此必定可以給秦王政和中樞以重創，如此秦王政和中樞自顧不暇，根本沒辦法去對付他們。等到武烈侯、王翦齊赴中原，大家齊心協力打贏中原大戰，完成統一，那麼可以預見，朝政必定被武烈侯及其所屬勢力所控制，臣強君弱，立儲也就變得輕鬆容易了，熊氏外戚即便不能馬上返回京都，也為重返京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這麼一分析，一推測，秦王政還有其他的選擇嗎？
武烈侯是老嬴家的子孫，他的治國理念也是中央集權制，只不過他步子非常穩，堅持在統一前後要“過渡”，實際上與秦王政的治國理念殊途同歸，這是秦王政可以容忍並向武烈侯妥協的重要原因，而熊氏外戚的身體裡流淌著楚人的血液，熊氏外戚掌控朝政的結果只有兩個，一個是顛覆國祚，比如田氏代齊，篡取國祚，一個是顛覆國策，大秦不是集權於中央，而是集權於熊氏外戚，最終導致王國的崩潰。
秦王政作何選擇？當然是徹底摧毀熊氏外戚，斷絕亡國的隱患，牢固君王和中央的最高權威。
現在就是一個最好的剷除熊氏外戚的機會。
假如這一仗打敗了，可以歸罪於熊氏外戚，借熊氏的人頭挽回君王和中央的威信；反之，假如這一仗打贏了，中土一統，天下盡在掌控之中，完全可以找個藉口把熊氏外戚連根拔除，摧毀武烈侯和熊氏的聯盟，斬斷武烈侯的“臂膀”，就此把武烈侯牢牢壓制，讓他從此失去抗衡咸陽的實力。
熊氏外戚成了秦王政和武烈侯激烈博弈的工具。
武烈侯試圖藉助熊氏外戚在東南戰場上的作用取得政治上的優勢，而秦王政則一劍砍倒熊氏外戚，讓武烈侯的所有謀劃灰飛煙滅。
那麼，現在派誰去東南戰場完成這一使命？誰是秦王政手裡的“劍”？
東南戰場規模不大，但軍政官長們的資歷、級別太高了。東南戰場上有長沙侯公子高，有武安侯公子騰，有昌平君熊啟、昌文君熊熾兄弟，有大庶長楊端和。放眼朝堂，就找不到一個有資格指揮他們的人，甚至就連與他們平起平坐的人都寥寥無幾。
眾人面面相覷，無不目露難色。
現在看看東南局勢，總是讓他們不由自主地想起武烈侯。
武烈侯為了實施西南策略，在東南傾注了大量心血，結果大江兩岸君侯一堆，將率林立，而且勢力構成還極其複雜。仔細想一想，不難發現前年公子高在公子騰和昌平君的輔佐下，毅然開闢東南戰場的難度有多大，如果這背後沒有武烈侯的影子，沒有武烈侯的全力推動，可以說根本就沒有東南戰場的開闢，大秦也就無法在短短時間內緩解那場可怕的中原危機。
既然武烈侯在前年就想到了咸陽要對付熊氏外戚，並拿出了一個匪夷所思的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