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禮治和仁政出發，關東士人還認為帝國應該廢棄和修改一些殘酷律法，比如連坐制。律法寬鬆了，對普通的“民”固然有利，但對貴族階層的“民”更是有利，這無疑會大大助長貴族階層對帝國權力和財富的瘋狂掠奪。
士人最關心的就是自己的飯碗，也就是諸子百家的學術繼承和發展。
大秦“法治”的理論基礎是法家的學術思想，這一思想在咸陽穩定整個中土後，必然要開始鞏固和加強，也就是要在整個帝國境內推而廣之。帝國的官學肯定是法家學術，而帝國的選官制度首重法家弟子，這導致帝國以研習除法家之外的其他諸子學術的私學遭到遏制和打擊，這等於打碎了他們賴以生存的飯碗，所以關東士人同聲諫言，要求帝國進一步支援私學，推行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策略，並修改選官制度以便把這一策略落到實處。
私學的過度發展，固然可以推進中土學術文化的發展，但無助於推進中土文化的統一，更重要的是，私學發展了，其弟子門生多了，必然會推進地方勢力的發展，尤其是選官制度的變革假如向私學傾斜，不但會阻礙中央集權制的推行，損害到尊奉法家學術的官僚也就是大秦官僚集團的利益，同時還會進一步壯大地方勢力。
如此關係到帝國存亡的核心問題，太子扶蘇不但參與了討論，竟然還發出了有傾向性的言論。
太子扶蘇支援“仁政”理念，認為大秦的刑律的確過於嚴酷，應該修改，應該適當參考關東諸國的刑律，以便讓關東人儘快適應和接受大秦的刑律。太子扶蘇也堅持“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策略，認為關東地區的私學應該進一步發展，而大秦的選官制度也要考慮到中土的實際情況，不能單純的以法家學術做為選官的基本條件，應該不拘一格降人才，廣募天下賢良。
太子這種有傾向性的言論當然會第一時間傳到咸陽宮，而關東某些別有用心的人也把太子的這種言論迅速傳播開來。很快，太子扶蘇便把自己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太子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行事風格，也有自己的勢力，在某個適當的時機發表一些自己的見解，也是合情合理的事，但他在東巡過程中，在關東那個地方勢力極其強大之處，發表一些與中央政策相沖突的言論，就極度不合適了。
太子是中了某些人的jiān計，還是故意而為之？
寶鼎苦嘆無語。他在京的時候考慮到自己的敏感身份，與扶蘇見面的機會並不多，更不要說像過去那樣促膝而談了，但只要有見面的機會，他還是囑咐扶蘇要“低調”，要忍耐，要保持與始皇帝的密切關係，在國事上更要與始皇帝保持一致，然而，扶蘇終究是長大了，不再是當初那個懵懂少年了，對他的囑咐也是置若罔聞了。
太子與皇帝發生矛盾，對帝國政局的影響可想而知，這是寶鼎一直試圖避免的事，以便讓帝國平穩度過這幾年的恢復時間。如果始皇帝的命運沒有發生改變，他就剩下七年的壽命了。七年後，太子登基，不出意外的話，國內局勢要發生劇烈動盪，所以，帝國能否在這短短七年內積累一定的財富，帝國中央財政能否擺脫危機，直接關係到帝國能否在七年後穩固大秦本土，繼而以雷霆之力戡定叛亂，穩定中土局勢。
可惜，寶鼎的夢想破滅了。
他低估了關東地方勢力抗衡中央的決心和勇氣，也錯誤地估計了太子扶蘇在當前急劇發展的政局中可能會發揮的作用。他想當然地認為，只要扶蘇低調做太子，小心翼翼的shì奉始皇帝，耐心的熬過這短暫的幾年，那麼自己就能掌控中土局勢的發展，就能在帝國最危機的關頭力挽狂瀾。
“集權”和“分封”這對矛盾深入到帝國的血液和骨髓，做為帝國儲君的扶蘇，怎麼可能會逃脫這對矛盾的“追殺”？
寶鼎不知道接下來的政局如何發展，所以他不敢離開北軍大行轅，他必須待在離石，時刻關注咸陽的動靜，隨時拿出對策來平息可能出現的政治風暴。
歷史上扶蘇深陷於“焚書”和“坑儒”兩大重案，與始皇帝發生了尖銳矛盾，最終被趕出了咸陽，也影響到了帝國的命運。
難道歷史要重演？難道即便把扶蘇推上太子之位，也無法阻止父子之間的衝突，最終扶蘇還是被趕出了咸陽？難道我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終都是徒勞，甚至還激化了矛盾，加快了帝國的崩潰？
寶鼎日夜苦思，內心飽受煎熬，身體更是疲憊不堪。
公孫賢向寶鼎進言，請他慎重考慮大月氏王紫蘇的邀請。
“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