謠》《黃河頌》《國際歌》《國歌》等等革命歌曲都是我在廣播裡教唱的。只要下雨，我就被場幹部叫到廣播室教唱，勞改犯們坐在號子裡一句一句地跟著唱，唱得很認真，場幹部要抽查的，唱得不好要關三天真正的黑屋子。我這個反革命成了勞改農場裡一個很有用的人才，極受場領導讚許和器重。
我刑滿釋放前，農場管文教衛的楊副場長找我談過一次話，極想留我在農場工作。
我沒同意。“不喜歡我們農場？”他是南下幹部，說一口北方話，“農場哪點不好？”
我說：“農場好。我很喜歡。”
“我們農場什麼人才都有，就缺你這種能畫擅寫又能唱的人，想你留下來工作。”
“我不留下，”我說，“我媽媽和妻子不會同意。”
“這你不要擔心，我們會去做工作，場領導專門開了個會，決定重新起用你做幹部……”
“最好莫，”我不想聽他說下去而打斷他說。
楊副場長板起了臉，審犯人樣盯緊我，“你出去後是很難找到工作的，你信我的話嗎？”“我信！”我不在乎地說，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順便提一句，我在農場時楊副場長對我很客氣，給了我出入自由的方便。他是個正直的好乾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幾個勞改犯活活打死了。“好人的命總不濟，”這是作家老李的話。
老李身上有兩處槍傷，一處在腰上，那是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證；一處在下身，那是解放上海時給國民黨土兵瞄準打的，那歹毒的一槍幹掉了他一粒睪丸。作家老李的腳很大很寬，走路腳步又重，很費鞋子。勞改農場不是製鞋廠，不可能一雙又一雙地發給他鞋子。一雙新鞋常常只能穿十天半月就拿他那兩隻碩大的腳擠得五馬分屍了。冬天裡他常常是穿著自打的草鞋挑土，那兩隻大腳又紅又腫，生滿凍瘡，膿血直流，疼得他齜牙咧嘴，滿頭是一粒粒黑汗。我常常同情地大筆一揮，多為他畫幾個“正”字。我在農場的那兩個冬天都是修洞庭湖的防汛堤。逢到沒有畫和標語要寫的時候，我的工作就是縮在工棚旁背河風的地方，戴頂冬帽，用圍巾圍住脖子，手中捏支筆舒舒坦坦地給那些囚犯畫“正”字，挑一擔土畫一橫再挑一擔畫一豎，挑五擔就是一個“正”字。這是一件有油水可撈的美差，那些狡猾的犯人總是瞞著場幹部往我大衣裡塞幾包煙或半瓶酒，無非是請我畫“正”字時勤奮點。因為場幹部規定每人一天必須挑滿五十擔。在那段難忘的日子裡，我們囚室的菸酒都是我提供的。作家老李是個煙鬼，一天要抽包多煙，常常拿著犯人進貢給我的煙不做煙抽，一手夾一根吸著。那些刑事犯也不知是從什麼途徑弄來的菸酒，總是往我棉大衣裡塞，衝我媚笑。順便說一句，若我信了楊副場長的話留在農場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無疑也給刑事犯們劈開了腦殼。記得一天下午我坐在堤下工棚旁畫“正”字，剛起身走前兩步（打算把一個犯人塞給我的半瓶酒給老李暖暖身子），身後工棚“轟滷一聲巨響，整個工棚傾塌的位置正是剛才我坐的地方。工棚頂上碼著五噸水泥，若是我晚離開三秒鐘，就是有三頭六臂也將給砸成爛泥巴。作家老李丟下擔子跑過來，把他那粗糙的大手放到我肩上，捏了捏我肩頭，”你真命大，天老爺有眼，這你應該看出來了。“我瞧著身後倒塌的工棚，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我確實命大。
我常常想我活著毫無意義，我畫畫與他人無關痛癢。我絲毫不能給人快活。我侄兒國榮卻能。他在馬來西亞有兩個大商場和一棟大廈，在泰國和印度尼西亞都有商場和公司，他養著三千多人，他能讓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發財，他想要誰當經理就可以提拔誰當經理，他可以讓人感激涕零。他脾氣不好的時候也可以讓人破產。他是馬來西亞廣達旅遊服務有限公司至高無上的活神。
他還只30幾歲，活得很夠勁。
我30幾歲卻是個疲於奔命的畫匠，穿著汽車司機那種藍工作服，拎著爛油畫箱，像個漆匠，到處畫毛澤東像，站在腳手架上，一絲不苟地畫著，汗水涔涔。話說回來，畫毛主席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件最幸福的事，它可以使我大把大把地撈錢。1966·67、68、69、70這5年裡，我平均每月的工資少說也有六百元，若是把那些錢存起來，我提前十年就成了“萬元戶”。但我沒法存，因為紅衛兵小將和街道上的造反派知道我勞改過，還出身地主，常常對我進行突然襲擊。1967年某月的一個寒夜，長沙市二中的紅衛兵小將突然包圍了我家，刀槍閃晃，破門而入，把我，秋蘭和母親從床上吼起來，命令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