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這個。但現在的情況可能恰恰相反，民營企業活得越來越艱難，少數壟斷性國企的利潤可能就佔了全國企業盈利的絕大部分。為什麼會這樣？這對我們的經濟、社會意味著什麼？
陳志武：在我看來這個一點不奇怪，這也是楊小凱講的“後發劣勢”的一個重要表現方面。因為你想想，任何一個行業只要有國有企業進去，那個行業裡面民營企業、私營企業生存的空間會越來越小，法制建設必然會越來越困難。
這個道理很簡單。法制的特點就是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如果一個是國有企業，背後的股東是國家，另外一個是私營企業，背後的股東是私人，當這兩方在法庭面前出現的時候，誰能夠得到更多的保護？這是不言而喻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這幾年也一直在強調，國有企業是不是要民營化、私有化，不僅僅跟國有企業效率更高還是民營企業效率更高有關，還跟一個人花自己的錢更心疼還是花別人的錢更心疼有關，這個方面的問題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過去30年國有企業改革討論的焦點問題。
除了這個因素以外，還有很多其他非常重要的、更深遠的影響。如這些國有企業、國有資產都民營化或者是私有化，從國家很多經濟領域裡面退出來，透過國退讓民進來。如果不這樣做，那麼到了最後，各個行業的法制、整個社會的法制很難發展。有特權的企業進來以後，真正的民營企業、私營企業的日子就沒有辦法過了。另外，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經濟增長模式都會帶來非常大的約束性。
最近我也寫過一些文章，如果由國家掌握中國社會主要的資源、資產和財富，同時也主要由國家來獨享這些資源的分配，把稅收都交給政府的話，最後只會進一步強化政府在中國經濟決策、消費決策、投資決策中間的壟斷地位。同時，會弱化民間經濟決策的控制權。這樣會產生一個必然的結果，即讓中國的經濟增長繼續靠投資而不是靠消費來實現。因為消費是民間的消費，你要讓老百姓消費，首先要給他更多的財富，如果沒有財富的話，消費怎麼能夠上來？
如果現在仍讓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當中唱主角，保留國有企業壟斷地位的話，中國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只能還是靠投資、靠高汙染、靠重工業專案。
但是這種增長模式現在面臨的挑戰越來越大，特別是在目前全球經濟有明顯衰退的環境和趨勢之下，依靠投資同時依賴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在過去30年也許可以，但是在未來阻礙會越來越大，可持續性也是一個問題。
問：我們剛才也談到法治社會了。市場經濟可以說就是一種法治經濟，我們也一直在強調要建立法治社會，但現在的狀況似乎並不樂觀。到底是什麼制約了法治社會的建立？我們該如何做才能真正建立法治社會？
陳志武：法治社會的核心基礎是讓社會絕大多數的人有更多的收入、更多的財富，讓我們有所有。如果我們都是無所有的，只是國家擁有一切的話，就逼著我們個人從國家權力裡面要生活、要飯吃。在這種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處於被動的、處於求國家、求政府的位置的話，我們每個人是不會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因為你要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時候，第一個就是來自於權力方面的威脅，權力掌握在政府手裡，而政府又掌握我們的飯碗，那你怎麼能拿起法律武器來要求自己的利益？。 最好的txt下載網
改革開放30年的啟示（8）
所以從這種邏輯上來說，只要一個國家主要的經濟收入掌握在國家、政府手裡，這個國家的法治發展就會很艱難。
這些年本來是想國退民進，但是後來隨著國資委的成立，不僅沒有讓國有企業從更多的競爭性行業裡面退出來，反而是國資委進一步鞏固了權力，而且擴張了權力。所以不僅沒有國退民進，而是反過來國進民退，就是讓第二次國有化有了基礎。
在這個時期進一步地國進民退，讓國家在各個領域進一步佔據壟斷的地位，這個對中國的法制建設是根本性的挑戰，也是一種意義上的倒退。
根據我的計算，現在國有資產在整個社會生產性財富中佔了60％~70％，就是財富有3/4是由國家控制的，只有1/4是民間控制的，這樣的控制結構對法治的發展、人們的權利被尊重、個人空間的保護都是非常不利的。
七
問：我們現在談到中國的改革，還有一個繞不開的話題，就是對教育、醫療、住房制度的改革，這些可能也是現在受人們詬病最多的改革。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