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長的半個世紀裡，中國沒有遭遇到強有力的外敵的挑戰，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永遠處於和平的狀態。越來越令人擔心的是，當我們的國家再次面臨突如其來的外力時，我們渙散的精神、沒有底限的道德與真空的文化狀態，將怎樣來面對這種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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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樂觀主義者（1）
文明就像是一條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鮮血是人們相互殘殺、偷竊、奮鬥的結果，這些通常就是歷史學家們所記錄的內容。而他們沒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們建立家園，相親相愛，養育子女，歌唱，譜寫詩歌，創作雕塑。
——威爾·杜蘭特
“我們為什麼要談論黑暗面，做這事的人已經夠多了。”約翰·奈斯位元的回答讓我啞口無言。他和我隔桌相對，喝一杯冰塊已經融化的冰水，窗外是長安街，汽車正擁堵在十字路口，那座叫柏悅居的昂貴公寓樓仍在修建，據說它的價格一直在漲，高層的住戶們可以直接呼吸到北京骯髒的空氣。
他黑色長袖衫上套一件外套，腮上的發白鬍鬚與淺色頭髮連成一片。但是他看上去一點也不像78歲，我猜沒人能想到他出生在大蕭條的那一年，與沃倫·巴菲特同歲。我突然覺得他們在氣質上似乎都有類似之處，他們都來自於中西部的美國小城，終身信奉一套簡單的價值觀，一直被一種天性的樂觀情緒鼓舞著。
過去的五年，我也算是見過了不少給商業、政治世界乃至人類歷史開藥方的“巫師”了，最近兩次是托馬斯·弗裡德曼和張五常。前者剛剛向全世界宣佈了他的重大發現“世界是平的”之後，最近又出版了新書，認定“環保力量正在成為決定全球歷史的新力量”；後者則在上海靜安寺公園裡對我說，中國的經濟制度上全世界最好的，沒有哪個國家能比得上。
約翰·奈斯位元算是“巫醫”的前輩。他在1982年出版的《大趨勢》，與阿爾文·托夫勒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和1973年的丹尼爾·貝爾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是未來學的奠基之作。當然，他們三者完全不同，貝爾是真正的知識上的巨人，他的知識結構與思想洞見從屬於那個更古老的歐洲傳統；托夫勒沒那麼深刻，他對變化的敏感卻彌補了這一點；至於奈斯位元，他則更接近於公眾的趣味，他知道如何將雜亂無章的資訊拼接在一起，然後用動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聲講出來，然後再創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詞彙，人們喜歡聽他的演講更甚於他的著作，因為它傳遞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他不求讓你真的可以展開獨立思考，而是讓你有著“原來如此”的頓悟的快感。人們很難成為丹尼爾·貝爾的追隨者，卻可以輕易加入約翰·奈斯位元擁躉的行列，前者進行的是高密度的智力探索，後者提供的則是令人舒暢的心理按摩，他總是把世界描繪得更樂觀，更充滿希望。
我是帶著偏見來見約翰·奈斯位元的。我剛剛翻閱過的他新著《定見》（Mindset）的中文版，除去再次肯定一些早已流行多年、似是而非的口號，他對於歐洲、中國、文化變遷的分析簡直就是陳詞濫調。但他的確曾經代表過一個時代的知識風尚，我記得父親書櫃裡擺放的那本印刷粗糙的《大趨勢》，80年代時，它像弗洛伊德的《夢的解析》、薩特的《存在與虛無》那樣影響巨大，它們都是被封閉多年的中國人對資訊與思想渴求的象徵。
我想問問他對於正在變化世界的憂慮，但他的反問卻為談話定下了基調，他要談是機會與希望，而不是挑戰和沒頭腦的嚇人預言。我們談到了全球變暖，他提醒我去讀一讀1975年的暢銷書《全球性變冷：又一個冰川的來年？我們能夠渡過這一關嗎？》；我們談到了“9·11”之後的全球恐怖主義，他卻說顯然這被誇大了，現在比冷戰時期安全得多……
我們的話題自然回到了中國，我們坐在的中國大飯店曾經是北京現代化的象徵，而現在窗外正在大興的土木則讓它黯然失色。他做出了這個比喻：“生活在魚缸裡的魚可能並不知道魚缸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旁觀者可能知道整體感，卻又沒有生活在其中的真實感受。”對於一個1972年來到中國、放眼望去都是“破舊的房屋：看著晾在窗外的灰色衣服和滿街的中山裝”的旁觀者來說，過去30多年的變化的確觸目驚心，除去歡呼奇蹟，還能表達什麼樣的情緒？奈斯位元的魚缸讓我想起了我的朋友做出的另一個比喻，中國的發展就像是一塊乳酪：從遠處看無比誘人，但如果走近了則到處都看到了窟窿。
一個樂觀主義者（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