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曲同工之妙。總統命令，“以孫立人久歷戎行，曾在對日抗戰期間作戰立功，且於案發之後，即能一再肫切陳述，自認咎責，深切痛悔，既經令準免去總統府參軍長職務，特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議處，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29＇
張學良交軍事委員會管教，孫立人由“國防部隨時察考”，“管教”也好，“察考”也好，詞義有別，結果相同，孫立人送臺中軟禁迄今。
孫如真的圖謀不軌，罪證累累，交軍法議處，大公無私，任何人，服與不服，亦將向法律低頭。但蔣先生故意師法前人，交叉運用恩威並施的遊戲，即西方所謂棍子蘿蔔的技巧，先予打擊，再故示寬容，讓受害人感恩不已。蔣“明令”“毋庸議處”的理由，是因為（1）孫抗戰期間，作戰有功。（2）坦白陳述。（3）深切痛悔。等於說，孫固有罪，其罪可誅，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戲和作假，究難天衣無縫。香港的《祖國》雜誌．即以《孫立人案件獻疑》為社論，提出下列疑問：
（1）孫立人身為陸軍總司令，“部下軍官何止千百”，沒有人可以擔保，其中“一個共諜都沒有？”以此責孫失察，“實在不合情理”。
（2）孫立人的去職，既不能以“失察”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說他在“軍中作小組織活動”，但《祖國》
作者提出一個疑問“何以黃埔同學可以聯絡，孫立人所訓練的學生不可以聯絡？何以別的將領可以進行軍官聯誼組織，孫立人則不可以進行？”
（3）有聯絡活動，並不表示準備進行“兵諫”，報告書僅根據幾個下級軍官的供證，引人入罪，是無法服人的。
（4）關於郭廷亮案件部的，無確鑿證據，僅郭本人的供詞，該刊認為有下列疑點：
“①既無證人，又無證物，是怎樣破獲他的間諜活動的？
②既無證人證物，郭廷亮怎麼會供認是共謀，自尋死路？
③假如郭廷亮是共諜，一定在臺灣還有同夥，給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對中共方面，也應有通訊聯絡方式；何以他長期孤零零地無聯絡地進行工作？
④郭廷亮的證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經過別人歪曲？
⑤調查報告書，字裡行間，‘用了很多假定的語氣’，這種調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馳。”＇30＇
不明就裡的讀者，可能會反問：“為什麼臺灣的報紙，對孫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詞？”瞭然輿論工具控制在官方手裡的特性，那就沒有什麼好驚奇的了。
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監察院，煞有其事，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為首的五人小組，進行調查，可惜該項報告，始終未獲面世，列為監院密件“加鎖加封”，甚至，事隔多年，當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閱，均遭擋駕，＇31＇箇中蹊蹺，應是本案的關鍵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結果與其它機關提出的報告，頗有出入。”這“頗有出入”四個字雖含蓄，卻具畫龍點睛之妙。五人委員，天良出現，給這位民國時的的趙構，寫一長函，為孫將軍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實”，郭乃由死刑減為無期徒刑。
郭廷亮判定“匪諜”罪，而倖免一死，臺灣無此先例。假釋後，獲准離臺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組“剖明事實”的功勞，僅能說，經國有好生之德。郭不幸為夾縫中人物，不死已屬大幸矣！
用常情判斷，孫有一肚子委屈，現實環境使他無法展布，憤世嫉俗，以至鋌而走險，那是可能的。然而，孫軍人出身，難道他一點機警都沒有，對臺灣的嚴密特務監視，茫無所知，敢輕舉妄動，引火燒身？所以，比較合理的假定，孫和部下的聯絡有之，那是基於長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師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謀不軌。
觀全案，郭廷亮成為孫案主角，孫受郭的牽連，於是成為“兵運”的來源。即使報告書說的全是事實，中共要吸收郭為地下工作人員，也不能兒戲到僅憑一面之緣，即下達任務！
以“匪嫌”入人於罪的，如後來的柏楊、李荊蓀等，不一而足，早是臺灣上下剷除異己分子的故伎。其妙處在於，無人可代為伸冤，無人敢於聞問，訓練有素的特務人員，有“認真作假”的本領，使用各種技巧，會讓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郭廷亮的自白和郭衣洞（柏楊）的自白．本質上又有什麼區別呢？
甚至，我們可以說，孫的辭職書，未必出於孫的自由意志，辦案人員能強迫郭廷亮“供證不諱”，何嘗不可以對孫如法炮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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