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步一崗，十步一哨，戒備甚為嚴密。火車過橋，必將窗門關閉，不準窺視，僅可從時間上推知其長度而已，漫長的旅程，終於在一天的下午．到達終點——莫斯科。若自廣州出發之日算起，沿途連行帶住，大約是一個月光景。”
孫逸仙大學，位莫斯科阿羅罕街，坐東朝西，是一座平庸的方形建築物、正面有個花園，當中是甬道，兩旁栽了些花木。隔著馬路．座落著一所大教堂，建築甚別緻，中間突出一個大圓頂，四面環繞著四個圓頂，成蓮花形，據稱規模僅次於羅馬大教堂，居世界寺院第二位教堂四周的廣場，即是“孫大”學生早操、散步、溜冰運動的場所。
蘇聯平民，差不多沒有人知道這個學校的存在，＇15＇保密反正是共產黨人的習慣。學校的建築規模，比想象中差得多，它的外表象個黨政機關，而不象個生動活潑的大學。經國對一這些都不介意，到革命的搖籃裡，讀書求知，並不是他萬里迢迢的目的。
當他跨進“孫大”的大門，等迎著的是一群自京、津先期到達的同學，問長問短，親切熱情。事務長博古列也夫，早做好充分的準備，從飯票、理髮票、電車票、寢具到日用品如梳子、鞋油等，井井有條，一應俱全。經國感到特別有興趣的是，學校方面為每一個人準備好奇怪的俄羅斯名字。尼古拉同志，從此長期替代建豐和經國。聽起來怪彆扭，感覺卻很新鮮。
學校採小班制上課，經國和其它二十一位同學，“恰好編作一個教授班”，教室寬大，每人大桌子一張，上課、自修、開會、休息都在此。
課程計有俄文、歷史（中國革命運動史、社會史、東方革命運動史、西方革命運動史）、哲學（唯物論、辯證法、政治經濟資本論）、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科學。
一天八小時課程，“其餘一半時間”，毛以亨說“學生都在開會，討論問題做結論。＇16＇
王覺源也說“孫大”是以學術做幌子，沒有唸書求知這回事，它的口號是‘開會第一，上課第二；行動第一，理論第二”，在規定的作息時間內有會，清早有會，午夜有會，會不完，不準去上課，上課的是“學院派”、“個人主義”：會不停，不許吃飯。吃飯的，就是“小資產階級”和“自私主義”。
這種訓練，極其機械刻板，他們為它定了名字—“行動學習”，包括下列四種：（1）自我批評，各人要從家世、出身、經歷、志願，徹底的予以坦白交待，自我檢討，自我批評。（2）連環監視，參加組織的細胞，思想行動，隨時隨地都有人秘密監視，而且連環式的互不脫竹，脫節就要受到嚴厲的批評和處罰。（3）限交日記，日常生活、思想、行動，要逐一詳細記載，上級隨時予以檢查。（4）參加工作，要寫講義，負責油印校對，出壁報，編新聞等等。
不幸，這樣的訓練方式．後來經國把它移植到中國，臺灣北投的復興崗就是成功的“孫大”翻版。校長王升沒有去過蘇聯，卻學會拉狄克、米夫的本事，且弄得維妙維肖。
名義上，“孫大”為紀念孫逸仙而設，目的為中國革命培養革命幹部。全部課程中，沒有半個鐘點涉獵到三民主義造就的幹部，亦以訓練共產黨人為目標。
後來，成為著名共產黨領袖的，計有鄧小平、廖承志、林祖涵、烏蘭夫等。烏蘭夫和蔣經國且是坐同一張凳子的“孫大”同學。＇17＇
早期中國留學生，上課靠翻譯做橋樑，日本如此，蘇聯亦不例外。但經國苦學俄語，他的俄文，即此時奠下的基礎。一九四五年，中蘇友好條約談判和籤汀時，他是成員之一，以後擔任外交部東北外交特派員，協助熊式輝和蘇聯人辦交涉，也都借重他的俄文和旅蘇經驗。馬林科夫偏說他講的俄語聽不懂，則是故意奚落的成分居多了。開學之後的第三個星期，始舉行開學典禮。那天，
“紅軍之父”托洛茨基親臨主持，＇18＇地點假工會的大廈舉行，禮堂正中，孫中山、列寧的畫像並列。托洛茨基能言善道，手舞足蹈，他那富煽動性的言辭，打動臺下無數聽眾。經國的感覺，與眾不同。蔣先生一九二三年訪蘇，遇到的正是這位軍事天才，他對託的衷心折服，和他日後變成托洛茨基的追隨者，可能由此開其端。
革命後的蘇聯，物質生活，非常艱難，對中國的留學生，則出奇的慷慨。剛開始，一日五餐，後改三餐，麵包黑自兼備，取之不盡。牛奶肉類，綽有餘裕。生活津貼，每月二十盧布，一般多花在煙、酒和“中國飯”上。
男女關係，本著“性解放”的風氣，十分隨便，交往物件，先是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