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回憶道：
“赫魯曉夫向毛主席談起了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情況，說斯大林當年對南方前線的指揮有錯誤，使得某次戰役慘遭失敗；又說某某元帥膽小如鼠，一見到斯大林，兩條腿像麻稈，吃敗仗就是由於這個人只會報告和俯首聽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過正確的作戰方案，遭到拒絕，等等。每當他津津樂道這些的時候，毛主席不是吃飯不作表示，就是把話題引開。當年只是一員中將的赫魯曉夫自吹他比斯大林還高明，竟在指揮過千百次戰役的毛主席面前顯示他個人的軍事才能，確實很不得體。……”
毛澤東極其厭惡赫魯曉夫，直至他後來發動了旨在“揪出中國赫魯曉夫”的“文革”。
胡喬木在莫斯科非常忙碌，參加宣言的起草工作。這比他在國內起草檔案要麻煩得多。他寫出中文稿，要譯成俄文稿、英文稿。別的黨提出的意見，要從俄文、英文譯成中文。這麼來回地翻譯著、修改著，還要不斷地向毛澤東彙報，聽取毛澤東的指示……
胡喬木還幫助整理了毛澤東在莫斯科的三次講話稿。後來，在1958年5月，這三次講話稿作為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檔案發給代表們。
隨毛澤東出席莫斯科會議（2）
11月21日，胡喬木剛剛隨毛澤東飛回北京，便忙著為《人民日報》寫社論《偉大的革命宣言》，於11月25日刊出。這篇社論，代表中國共產黨闡述了對莫斯科會議及莫斯科宣言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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擂響“大躍進”的戰鼓
1957年大張旗鼓的反右運動，導致了1958年“左”的大爆發。
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新高潮》，已經透露了“左”的端倪：
“有人害了右傾保守的毛病，像蝸牛一樣爬行得很慢，他們不瞭解在農業合作化以後，我們就有條件也有必要在生產戰線上來一個大躍進。”
這是“大躍進”一詞第一次見諸於報刊。
毛澤東讀了社論，欣然道：“這是個偉大的發明，這個口號剝奪了反冒進的口號。”
毛澤東還為這篇社論寫下一段批語：
“建議把一號博士頭銜贈給發明‘躍進’這個偉大口號的那一位（或者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的這段批語，透露了他的“躍進”之情。
11月18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議上的一段話，表明了他急於求成之心：
“中國人是想努力的。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還是個小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引者注：分別為英共主席和總書記）談過兩次話，我問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在十五年以後，在我們陣營中間，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到了那個時候，我們就無敵於天下了，沒有人敢和我們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澤東深刻地影響著胡喬木。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報》發表胡喬木所寫的社論《必須堅持多快好省的建設方針》，便體現了毛澤東當時開始發熱了的頭腦。
胡喬木用了剛剛“發明”不久的“躍進”一詞：
“1956年我國國民經濟的躍進的發展，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胡喬木指出：“還有少數有保守思想的人實際上在反對這個方針。”
胡喬木批判了“反冒進”：
“在去年秋天以後的一段時間裡，在某些部門、某些單位、某些幹部中間颳起了一股風，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針刮掉了。有的人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冒進了，行不通；有的人說，1956年的國民經濟發展計劃全部冒進了，甚至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冒進了，搞錯了；有的人竟說，寧可犯保守的錯誤，也不要犯冒進的錯誤，等等。於是，本來應該和可以多辦、快辦的事情，也少辦、慢辦甚至不辦了。這種做法，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當然不能起積極的促進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極的‘促退’的作用。”
不久，胡喬木又為《人民日報》寫了元旦社論《乘風破浪》，為1958年的大躍進擂響了戰鼓。
胡喬木寫道：要“爭取1958年農業生產的大躍進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