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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協約國現在要求德國提出明確的答覆。在6 月16日，即興登堡書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協約國向德國提出了一項最後通碟：必須在6 月24日以前接受和約。否則停戰協定即告失效，協約國將“採取它們認為為實現它們的條件所必需的步驟”。埃伯特再一次求救于格羅納。如果最高統帥部認為軍事上抵抗協約國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應設法使議會拒絕接受和約。但是他必須立刻得到一個答覆。最後通碟規定的限期6 月24日來到了。
下午4 點30分的時候，內閣還在開會以求作出最後的決定。興登堡和格羅納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樣明白，武裝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邁力衰的陸軍元帥說。但是，正如1918年11月9 日在斯巴一樣，他當時沒有勇氣把無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這件不愉快的任務交給了格羅納，這一次他又不願親自把真相告訴共和國臨時總統。他對格羅納說：“你可以把答覆告訴總統，同我去告訴沒有什麼兩樣。”再一次，這位將軍義不容辭地擔當了原來屬於元帥的最後責任。雖然他也一定知道，他這樣做最後將加倍地肯定在軍官團面前成為替罪羊，他還是把最高統帥部的意見在電話中告訴了總統。
既然軍隊的領導人承擔了責任——但是這一點在德國馬上被忘懷了——國民議會就鬆了一口氣，終於以絕大多數透過簽訂和約，這個決定通知克萊孟梭時，距離協約國最後通碟的限期只差19分鐘。4 天以後，1919年6 月28日，和約在凡爾賽宮的明鏡殿簽了字。
一個不和睦的家庭
從那一天起，德國成了一個不和睦的家庭。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約，也不接受批准和約的共和國。從長遠來說，陸軍也不會接受——格羅納將軍是例外——雖然它曾宣誓要支援新的民主政體，而且簽訂凡爾賽和約的最後決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儘管發生了11月“革命”，保守派仍舊掌握著經濟實權。他們擁有工業、大莊園和全國大部分資本，他們的財富可以用來、而且實際上也的確是用來資助各個政黨和從今起努力敗壞共和國聲譽的政治報紙。
和約的墨跡未乾，陸軍就已經開始規避和約的軍事限制。由於社會黨領袖的膽怯和短視，軍官團不僅能夠按照普魯士原來的傳統保持了陸軍，這一點已見上述，而且還能夠成為新德國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壽命不長的共和國的最後幾天為止，陸軍一直沒有把它的命運押在任何一個政治運動上面。但是在10萬新國防軍的傑出建立者漢斯·馮·西克特將軍的領導下，陸軍為數雖少，卻成了一個國中之國，對德國的內外政策有越來越大的影響，最後終於達到了共和國的繼續存在要取決於軍官團的意志的地步。
作為國中之國，它對全國政府保持獨立地位。按照魏瑪憲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國家的軍隊那樣，陸軍應該從屬於內閣和議會。但是它卻沒有如此。
軍官團也沒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緒。少數社會黨領袖如謝德曼和格爾茲辛斯基主張將陸軍“民主化”。他們看到了將陸軍交還給有著極權主義、帝國主義老傳統的軍官的危險。但是他們不僅受到了將軍們的有效反對，而且也受到了他們自己的、以國防部長諾斯克為首的社會黨同志的有效反對。這位無產階級出身的共和國部長公然大言不慚他說，他要恢復“軍人對世界大戰的驕做記憶”。合法選出的政府沒有能夠建立一支忠於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從內閣和國會的新陸軍，這是共和國的一個致命錯誤。時間後來證明了這一點。
沒有清洗司法系統是另一個致命錯誤。司法當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濫用法律來為反動的政治目的服務。“不可能逃避這樣的結論，”歷史學家弗朗茲·Ｌ·紐曼說，“政治審判是德意志共和國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頁。”
1920年發生卡普政變後，政府對705 人提出叛國罪起訴，只有1 個人即柏林警察局長受到了判決——5 年“光榮監禁”。普魯士邦不發給他年金時，最高法院還下令照舊發給。德國某地的一個法院在1926年12月裁決，要發給卡普政變軍事首腦馮·盧特維茨將軍積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時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 年期間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