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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酒社
降及明清兩代，集結同好飲酒作為風雅團體，似乎相當流行。譬如明代袁宏道為其酒社著《觴政》、黃周星亦有《酒社言》，一方面表達他們的飲酒觀，也一方面設定他們的條件和規矩。《清稗類鈔》記載趙味辛司馬、洪稚存太史、張船山太守、吳山尊學士同官京師，約定每遇大雪，無須招邀，即會集南下窪之陶然亭，飲酒賦詩，規定遲到的請客。又記載王懿榮每逢春秋佳日，便與潘文勤與等十九人輪番作詩酒之會，“壺觴無虛日”。這兩條記載可以看出清人“酒社”或“酒會”之類的雅集，他們主要借酒論詩文。
（2）“酒帝”顧嗣立
但是康熙間有“酒帝”之稱的顧嗣立，他的酒社但論酒量不論詩文，要想加入，就沒那麼容易了。阮葵生《茶餘客話》說江蘇長洲人顧嗣立，是江左第一酒人，於所居秀野園結酒社。家裡有三個酒杯，仿劉表稱作“三雅”，大的容酒三十觔，其餘兩個依次遞減。凡是想入酒社的，要先喝盡這“三大杯”，然後才有資格入座。他因此在門口寫下這樣的告白：“酒客過門，延入與之雅，詰朝相見決雌雄。是者毋相！］意思是說：酒客過門，請到裡面喝乾三大杯，明早與我相見再比個高下。不是這樣的人，不要來廝混攪局。一般酒徒看了這告白，都被他的“威勢”震懾屈服，不敢進門。但也有鼓起勇氣的，飲了那“三大杯”之後，就全垮了。
他在京師的時候，曾經把量大的名酒人聚在一起，彼此“較量”一番，無人是他的敵手。所以他長年在“酒國”稱尊，“酒帝”之名，為之不脛而走。《清史列傳》有他的傳，說他性輕財，豪於飲。康熙帝欣賞他的才學，特賜進士出身，為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因病而歸。他只活了五十四歲，未知是否與豪飲有關。
而今師大曾有“酒會”之舉，吾等亦有“酒黨”之稱，雖未必談詩論文，但語無塵雜。尤其“酒黨”之“黨”“尚人不尚黑”，因之不言是非，不爭名利，但講“人間愉快”。若此，較諸古之“酒社”，何止別出一格而已。
餘言
以上所說的有關飲酒的禮俗，不過個人耳目所及的點滴。我國既然是個“酒文化”的古國和大國，則歷朝歷代乃至幅員所至，其相關者不知凡幾，何況因時而有變遷，因地而有歧異，自非筆墨所能盡述。
譬如鴻門之宴，司馬遷特別記下席次：“項王、項伯東向坐，亞父南向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張良西向待。”其後樊噲進入，項王命他“從良坐”。項伯是項王的季父。可見這次宴會尊卑的等次是這樣子的：項羽、項伯首座，兩人一為王，一為王之季父，所謂“平起平坐”；亞父范增為項羽謀臣，奉為尊長，居其次；沛公劉邦勢窘來謁，又其次；張良、樊噲為劉邦之臣，自居末座。“東向座”，即坐在西邊面向東，古禮很注重面向。由這次宴會席位看來，東向最尊，其次南向，再其次北向，最卑者為西向。
像鴻門宴這樣的席位尊卑禮俗，衡諸漢唐以後，顯然已不足為法，而一旦殿堂建築不再“坐北朝南”，則面向的尊卑便難有一定的依存了。
但是直到今天，人們宴會仍因為席次彼此謙讓半天，因為首座最尊、末座最卑。中國人表面上多以“謙讓為懷”，很少人公然“僭越失禮”。可見“席位尊卑”的禮俗精神是迄今不衰的。而為了免除賓客“不知所措”，或防患“莽撞無知”之徒，現在較正式的宴會都在席位上擺置名牌，這實在不失“文明”做法，可以省去許多麻煩。
寫到這裡，忽然想起，昔年東坡大書重刻歐陽公《醉翁亭記》，改其“泉洌而酒甘”作“泉甘而酒洌”，雖然止於一字易位，但深覺情趣大大不同。今傳本“甘”字作“香”字，“香”字其實不如“甘”字好。而人們每引宋人杜耒詩句說“寒夜客來茶當酒”，我也頗不以為然，因改作“寒夜客來酒當茶”，認為如此才足以消寒夜，才具“吾黨”風味，與東坡才能同稱“酒知己”。但仔細想想，人們既然有“以茶代酒”的，則寒夜對客品茗，或者油然亦有“酒滋味”矣
，那麼縱使豪情大減，卻也能饒其閒情，則有何不可！因之“寒夜客來”，“茶當酒”也好，“酒當茶”也好，兩相併存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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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島：飲酒記
那是四月夜，冷，我空腹喝得又猛，很快就醉了，那一醉終生難忘。山野間，暮色激盪，星星迸裂，我飄飄欲仙，豪情萬丈。我猜想，所謂革命者的激情正基於這種沉醉，欲擺脫塵世的猥瑣生命的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