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地面狀態與地下狀態（1）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開國大典，正是在發生五四運動的古老而年輕的天安門廣場舉行。在五萬萬中國民眾中間，所有的知識分子，懷著期待的、興奮的、間或焦慮的心情，都聽到了喧天的禮炮，和毛澤東的宏偉堅定的聲音：“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
土改。鎮反。三五反。各個領域，以異常的速度進行毀壞和重建的工作。知識分子隊伍也在重新整合，從生活到思想，沒有一個人可以置身局外。首先是進入“單位”。美國著名記者巴特菲爾德以他在中國的體驗，總結說：“單位是中國社會的高樓大廈的磚瓦，幾乎是中國人僅次於國籍的身份證。”＇5＇單位教會知識分子認識：“組織”是什麼東西，這個從紡織物那裡引申出來的語詞是何等嚴密。透過單位，他們領取工資；透過單位，他們認識自己的同行、領導、同志和敵人，同社會發生關係；甚至透過單位，認識自己的思想。單位是一個巨物，無所不包，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到其神秘而威嚴的存在。作為“單位人”，他們被賦予一種集體感、歸屬感；惟其如此，才覺得自己的渺小，任何獨立的企圖，轉瞬之間就會變得孤立無援。他們被“分子化”了。他們害怕為組織所拋棄。這種依附關係和危機感的產生，使他們從外部到內部，從被動到自覺，變得十分順從。
在組織建立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知識分子得不到平等的關懷與尊重。“解放區”與“國統區”，黨內與黨外，組織與非組織，所受到的信任和使用的程度是不同的。在這裡，從檔案管理到日常生活，都產生了一種對“身份”的普遍的重視與認同。在這個基礎上，隨之萌生種種的優越感或自卑感，萌生依靠組織謀取身份的慾望，同時也萌生著對自由和平等的渴求。
知識分子所在的單位：大學、報社、雜誌社、出版機構、劇團等，全部國有化。社會上不再出現個人組織的社團，職業性團體如“作協”、“文聯”，實際上也都成為了“國家組織”。作品必須經過審查，不能隨意發表。上海書店通知沈從文，即稱：你的作品已經過時，凡在開明書局的已印未印各書稿及紙型，已全部代為焚燬。其實，這種文藝禁令，此前早就成文或不成文地存在了。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完稿後，徵求有關方面的意見，因為曾經有人指責為“同情地主”、“反映的是富農路線”等，難以獲准出版。連根據茅盾小說《腐蝕》改編的電影，剛剛問世，也因被指責為有同情特務等立場問題，被公安部下令禁演。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受到批判，同名電影曾經電影界負責人夏衍的推薦，同樣因受批判而停映。夏衍本人寫的劇本《考驗》，被柯慶施下令停演。建國初，禁區已經相當森嚴。這是為階級鬥爭的理論和實踐所決定了的。由戰爭培養起來的敵情觀念和軍事化作風對文化的介入，沿襲下來而成了一種常態。所謂“運動”，不過是在此基礎上的集中強化而已。
的確，“運動”是一種可怕的體驗。運動依賴組織又高出於組織之上，有它獨特的規律和形態。由於權力趨於集中，缺乏制衡，各級組織都存在著可能的凹陷和縫隙，於是政治—思想運動成了必要的補充。“思想改造”運動，是知識分子建國後經歷的第一次運動。運動發生很早，始於1951年，首先深入學習毛澤東著作，特別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講話系統地闡述了知識分子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性質，“世界觀”的轉變，以及任務問題。因為知識分子必須同工農相結合，也就是說，知識分子必須放棄獨立的一切，知識分子將不成其為知識分子。後來，毛澤東陸續提出的“知識分子勞動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五七指示”等，都是源自這種普及化、一體化的思想。這場運動波及所有重要城市地區，使用了從延安整風時期形成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辦法，包括群眾大會、“小組鬥爭會”、公開批判、口頭或書面表態、坦白交代並承認“錯誤思想”等。運動從文藝界及大學的知識分子開始，然後擴充套件到中小學教師，甚至波及學生。比起“土改”和“鎮反”＇6＇，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顯得較為溫和，但是，精神的威懾力仍然是強大的。
思想：地面狀態與地下狀態（2）
在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層中，毛澤東特別注重意識形態問題。在*和經濟建設以壓倒的優勢向前進行的時候，他不時出現在文化前哨，獨自指揮一場又一場戰役。其中包括批判電影《武訓傳》，批判梁漱溟，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批判《文藝報》，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