紡織廠。而且一切都由我們投資，他們將來只保證棉花的供給。可以說是沒有任何優惠，也沒有任何保證和承諾。沒辦法，我們又到奈及利亞跑了一趟，也同樣沒有跑出任何結果。不要說八字不見一撇了，純粹連個影子也沒有。但公司的領導卻四處宣揚，說是他們已經找到了一家外方公司，要同我們進行合作，已經簽訂了合作意向書，其實這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這件事情從頭到尾我是最清楚的，所謂的意向書，其實只是雙方各自給對方提供的一些介紹性的文字材料。然而他們卻一而再再而三的嚷嚷這件事，甚至還連著幾次煞有介事地同銀行談判，希望銀行能同意他們的條件。”
“按你所說，他們出國那麼多次，唯有你這一次才是實質性的？”李高成有些難以相信似地又問了這麼一句。
“……基本上可以這麼說。”高雙良想了想說，“當然也不能說他們出國就沒有一點兒為公司著想的意思，實事求是地講，他們也確實是想給公司找一個合作伙伴。如果確實找到了，合資成功了，他們也就解脫了。但這只是他們很多意思中的一個意思，或者只是他們的一個藉口。而且不只是我，包括他們在內也肯定會覺得這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可能會有哪家外方公司，願意同一個欠債將近六億的虧損企業進行合作。除非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讓國家和銀行把所有的債務全都承擔起來，這才有可能引來外資和合作夥伴。但國家會答應嗎？銀行會答應嗎？就是我也絕不會答應。國家建設起來的公司，公司又欠著國家的債務，如今卻要把國家的公司同外方合資。以他們的說法，認為推開債務其實是個無關緊要並不存在的條件，真是豈有此理！這樣的一個條件，怎麼能說無關緊要，又怎麼能說並不存在？一旦合資，這就意味著這個公司的產權屬於兩家共有，或者是在某一個階段內屬於兩家共有，也就是說，在國有資產損失將近一半的情況下，債務又全部推給了國家，國家受害，卻讓外商賺錢，這豈不是在賣國、在坑害人民嗎？又有誰會答應這樣的事情，又有誰敢答應這樣的事情？”
李高成只覺得額頭上的汗珠都快滲了出來，他覺得這個其貌不揚的總工程師的話幾乎就是衝他而來的。昨天他幾乎都給迷惑了，還覺得他們說的是那樣的有道理，甚至還覺得應該同意他們的想法。好像什麼都想到了，卻恰恰沒有想到這一層，也根本沒有想到這麼深！連下邊的人都想到了，你這個當市長的卻沒能想到，就算感情左右了你，那麼連立場也能喪失了？你是國家的一個執政者，當國家的利益受到威脅時，自己卻被一種下意識的感情包裹著，被一種嘴上不承認、實際上卻無法掙脫的昔日情結緊拖著，竟幾乎完全喪失了責任和理智。看來真應該認真地檢討檢討自己了。你是一個市長，這並不是一個小位置，也不是一個可以隨隨便便的位置，很可能在你一時疏忽、一時感情衝動的情況下，國家的幾千萬、幾個億，就會一下子全沒了。而令人可悲的是，當你成了一個賣國者，或者幹了一件賣國的勾當時，你卻絲毫沒能意識到你是在幹什麼！
李高成努力地使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不管怎麼說，這仍然也只是沒有經過調查核實的一方之詞。現在就對此事定性或者下結論，只怕還遠遠不到時候。他不禁又想到了昨天在公司小會議室裡聽彙報時的那種感覺，自己不也曾為他們的工作和努力而深受感動嗎？對他們所做的一切也抱以理解和認可的態度嗎？然而為什麼一聽到另一方面的言論時，自己的情緒和感覺一下子就會全變了，而且是變得這麼徹底？是不是所有的領導都是這樣？或者所有的人都是這樣？遇到這一方時，感到這一方全對；聽到另一方時，又會感到另一方也沒錯。於是就覺得事情一定非常複雜，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情況和道理，所以也就和和稀泥、抹抹光牆，各打五十大板算了。誰也別鬧了，誰也別爭了，現在的事情，誰的事情也不好辦、誰也有誰的道理。都市場經濟了，還鬧什麼，爭什麼呀，也不看看什麼年月了，還告個屁的狀！於是該壓的壓一壓，該說的說一說，最終還是個不了了之，一切照舊。老百姓買不買帳，工人們滿意不滿意，那也就顧不得了，由他們去吧！如果真的都成了這樣，久而久之，我們還會有是非標準麼？功罪如何評價，對錯又如何區分？如果連我們自己都能糊塗到這份上，那我們還有什麼能力來管理好這個國家？如果一個領導，尤其是一個政府部門的高階領導，在這個問題上也喪失了自己的判斷力時，那豈不等於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突然想到了前天晚上在公司裡遇到的情景，當時自己對公司領導的處境還極為不滿，怎麼會把幹群關係鬧得這麼緊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