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貨幣信用標準，這在中外貨幣史上是第一次。
安史之亂是唐朝的一個悲劇，唐朝自此由盛轉衰。
安史之亂後，唐朝人丁減少，按人丁收稅，財政收入銳減。不過，皇帝還是很聰明的，很快就找到了新財路。
人丁少了，按財產納稅皇帝也不反對。
這被稱為唐朝“兩稅法”：所有人都在居住地納稅，每年兩次，納稅數量按財產劃分，朝廷不再收實物稅，兩稅以錢繳納。
李淵曾自認是老子的子孫，因此唐初道教地位很高。武則天登基後打擊皇族，道教當然是打擊物件，於是她下令焚燬《老子化胡經》，在武則天時代佛教開始興盛。（《老子化胡經》是典型的阿Q思維，大意是說如來佛祖其實就是老子）
先秦儒學提出“未能侍人，焉能侍鬼”，所以我們的歷史從來就看淡宗教，以至於培根指責中國人是沒有宗教的民族。到了皇權獨大的時代，無論是佛教還是道教，都只是封建統治者的一種工具，以此來支援皇帝權力，唐朝僧尼、道士都需要戶部發給度牒，也就是宗教工作證。
第二章 西漢的財富（25）
皇帝才是真正的教主，可以決定你是否是信徒。
崇佛還是崇道，要看教主的心思。
宗教並不總是符合教主心思，比如寺廟僧徒可以不納丁稅，也可以不納財產稅，長此以往是不行的，事情在禪宗這裡得到了解決。
禪宗六祖慧曾寫下了一首偈帖，並由此創立了禪宗的南宗：
“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何使落塵埃。”
這首偈帖的真實含義就是：佛是不存在的，我就是佛，只要靜下心來，大家都是佛祖。
佛法都不見了，“一切諸法皆由心造，諸緣頓熄。”既然如此，皇帝當然可以是佛；既然如此，信徒還是照常納稅。
在文明傳承上，禪宗在中國流行並非偶然，而是唐代儒學的對映。唐朝儒生可以不拘泥於《正義》自由講經，安史之亂後啖助著《春秋統例》，韓愈著《論語筆解》，儒學大師連《春秋》、《論語》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圖解釋，更別說《五經正義》了。
佛家宣揚滅情滅性，人世間的情慾影響見性成佛，韓愈卻認為恰恰相反，只有在人情倫理中才能體現儒家修養。禪宗雖然是佛教的一個分支，卻能達到韓愈的要求，因此，在中國流行也就不奇怪了。
不過，如果神真的要泯滅人性，即使真的有神，又有何意義？
唐朝的信用形式
唐朝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出現了很多信用形式，多數出現在中晚期，最為著名的，就是飛錢。
唐朝顯然缺銅錢，很多地方開始不準銅錢出境。這就難為了商人，由此，中國人開始使用貨幣匯兌——飛錢，也稱“變換”。
京城的人如果手持大量貨幣，首先未必能出城，即使能出城，帶著一車銅錢也沒準碰上強盜。無論這些錢來自貪汙還是經商，自己的錢變成別人的錢，總是很痛苦的事。當時，地方各道都在長安設有進奏院（駐京辦），透過進奏院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商人把錢交到進奏院，然後領取一張憑證，另外一張憑證會隨著公文送回本道，商人回原籍後依憑證取錢；進奏院拿到錢後可以直接繳納本道賦稅。飛錢屬於匯兌業務，不是紙幣。這種匯兌，好像錢在兩地飛來飛去，因此取名“飛錢”。
後來，朝廷看中了“飛錢”收益，既然進奏院可以做，朝廷也可以，而且還能在全國範圍內實行。
想法是好的，做法是差的。
官府把這個生意交給戶部、度支、鹽鐵三司辦理，匯費收到百分之十（千錢百文），因此無人問津。在李隆基過問下，朝廷終於將飛錢改為公益事業，免費。只是到了唐末，地方官府收到三司開出的飛錢，經常留難拖延不付（以此疑惑商人，乃致當司用度不充），飛錢逐漸失去了信用，也就衰亡了。
飛錢，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代匯兌業務，而匯兌靠的是信用。
對那個時代的居民來說，朝廷在一定條件下還是可以信賴的，倒不是朝廷一定比商人講信用，朝廷府庫的錢總比商人多，而且朝廷也不可能無緣無故消失，即使滅亡過程也很漫長，至少比某個商戶敗亡時間要長。
第一代匯兌飛錢，因朝廷信用起，又因朝廷信用終。
唐朝商業發展促生了第一代存款機構：櫃坊。
唐朝以前，人們也需要走州過縣做生意，必然帶著現錢，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