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隊中，在支農時聽說了對抵制“雙輪雙鏵犁”的幹部的批判。當時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麼樣的犁，是農民自己的事情，何必要管起來？為什麼用不用這種犁竟然可以決定一個幹部的命運？這是他第一次對這個制度產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後，他仍然對“雙輪雙鏵犁”這個不大不小、早就被人遺忘的事件記憶猶新。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二章 解 放（1950～1957） 十、胎死腹中的肅反運動
一九五五年冬天，伴隨著“胡風、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冤獄，一場“肅反”運動突然間迅猛地開展起來，父親所在的公安部隊也未能置身事外。運動剛一開始時，是一些職位比較高、家庭出身不好、個人經歷複雜的軍官被隔離審查；接著審查物件的範圍逐漸擴充套件，也牽涉到職位低一些的人。起初，我父親被上級指派負責和別人輪流看管一個被隔離審查的校官，那人被審查的原因是曾經被俘過。審查中為了迫使犯人招供，採取了體罰戰術：不準犯人睡覺，只要看到犯人一打盹就大喊大叫把他弄醒；一連幾天不給犯人喝一口水。但尚年少的父親看著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樣子，實在於心不忍，於是每次在自己值班時都把自己茶缸裡的水弄一點給他喝，見到犯人睡覺了也不去幹涉，有人來了才慌忙把他叫醒。然而那個犯人實在是太困了，有一天有人來時無論如何也叫不醒，結果被人給發現了。很快，有人檢舉揭發了父親的行為，他自己也被“隔離審查”。
審查物件越來越多，幾個禁閉室已經放不下了。於是上級專門撥出了一個大院子，把審查物件集中在裡面學習政策，鼓勵互相揭發，還派了一些專職的“管理員”進行監管。我父親的經歷是一清二楚的：解放前還是小孩子，剛解放就參加瞭解放軍；最大的罪過就是翫忽職守，讓那個犯人喝水睡覺。因此，年輕單純的父親並沒覺得自己會有什麼問題，算是審查物件裡面心態最好的一個了。
審查物件中，有一個姓袁的助理醫生（「注」部隊裡簡稱“醫助”）跟我父親住在同一間大屋子裡，是一九四七年參軍的。袁醫助是個非常厚道的人，也很有文化，但是家庭成分不好，在上中學的時候還參加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其實我父親很清楚：國民黨時期政治號召力不高，沒幾個人會寫申請參加三青團，因此往往是由負責審查的國民黨官員指定，一般是看著誰順眼誰就入團，發個表格一登記就算是三青團員了。假如光是這些事情倒還好辦，要命的是袁醫助被隔離審查後，有人為了圖自保積極揭發別人，說曾看到袁醫助儲存有國民黨的黨徽。審查人員根據揭發，在袁醫助宿舍裡搜出他儲存的一些舊明信片，上面印有國民黨的青天白日黨徽。解放前很多國民黨郵政當局印製的明信片上都有這東西，今天看來儲存這些友人通訊的記錄沒什麼大不了的，甚至可以當作珍稀的收藏品。然而，當時特殊的政治氣氛下，保留有前政權的標誌物是一項彌天大罪，就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於是，袁醫助立即被當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點監管。
由於“人證物證”俱全，對袁醫助“反革命”基本上定了性。但是偵察人員不滿足於此，而是懷疑袁醫助可能建立了地下反動組織，於是繼續深挖，想來個“拔出蘿蔔帶出泥”。但袁醫助始終不吐一個字，沒有像有些人那樣亂咬一氣牽連別人。一九五五年冬的一天夜裡，萬念俱灰的袁醫助用一把私藏的手術刀片割斷了自己大腿動脈。第二天清晨管理員來叫醒大家起床上操，叫到袁醫助時沒有人應聲。管理員走上前去掀開被子一看，大叫一聲：“不好，出事了！”我父親當時正凍得哆哆嗦嗦地穿衣服，聽到管理員的驚叫連忙一骨碌爬起來，一邊跑一邊披上軍襖跑到袁醫助床前，看到袁醫助穿著整齊的軍裝，滿被窩的血已經凝固了。由於全身的血已經基本上流盡，人早就又冷又硬，臉色顯得胩白胩白。雖然我父親從小經歷抗戰、內戰、鎮反，見過不少奇形怪狀的死人，但是袁醫助的死卻還是給年輕的父親留下了特別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半個世紀以後仍歷歷在目。
就在這個萬分危急的關頭，一九五六年二月，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代表大會在莫斯科開幕。在這次大會閉幕前夕，蘇聯領導人尼·謝·赫魯曉夫做了題為《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這份報告以確鑿無誤的證據，揭露了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帶著神一般光環的斯大林剷除異己、踐踏法制、草菅人命、無法無天的駭人聽聞的內幕。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如同在平靜的水裡投入一塊巨石，頓時在全世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緊接著，蘇共黨報《真理報》刊登了一系列抨擊個人崇拜、揭露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