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時，她就心想，他老人家為什麼還不死？從自己一出生就是“他老人家”長，“他老人家”短，自己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好幾回了，“他老人家”怎麼還活得好好的？還要折磨她到何時？難道等把她自己熬死了，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上一萬年？
就這樣，羸弱的母親為了我們家，遇到有活幹的時候，每天拼命最少要背二、三百個麻袋上十多層樓那麼高的原料山，大約重一萬斤到一萬五千斤，掙兩塊或者三塊錢。而二○○二年我買了新房子裝修時，買了十幾塊木芯板和二十多箱瓷磚上七樓，人家兩個搬運工張嘴就要一百二十塊，一邊搬，一邊嘟嘟囔囔地抱怨太辛苦，掙的少。
當時我年紀太小，為了外出幹活，我的母親就找了個當地老鄉，每天上工前把我送到老鄉家裡，託人家照顧我，一天給人家三毛的工錢。姐姐年紀稍大一些，就被鎖在家裡。每次母親臨走時，姐姐總是隔著玻璃窗哭喊：“媽媽別走，讓我再看看你！”彷彿每天都將是生離死別。每當此時，我的母親就心如刀絞，可是還是一跺腳狠心走了。因為如果把我的姐姐也給別人看著，那就要另加工錢，出大力幹活掙的錢就剩不下什麼了。母親後來說，每天當她背夠了三十麻袋的時候，她心裡就特別高興，因為再剩下的就是淨掙了。母親每天都用這些血汗換來的錢，給我和姐姐買一個蘋果。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四、舔犢深情
我出生時候，母親奶水不好，就琢磨著買點雞蛋給我補充營養。那時雞蛋比肉還貴，一斤要八毛九，還必須憑票才能買，輕易是買不來的，也買不起。恰好當時太谷縣鬧雞瘟，我的母親就上街看看有沒有可以下蛋的雞子便宜處理，正好看到有個農民在殺割病雞（「注」“殺割”是太谷方言，意思是便宜處理），就花了五毛錢買回了一隻瀕死的母雞。買回家以後，母親把大蒜和土黴素和著嚼碎餵給病雞，悉心調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雞彷彿報恩似的，病好後每天下一個雞蛋，下七個才歇上一天。
由於雞蛋實在太珍貴了，因此我的父母就把這個雞蛋看成是寶貝，全部留給我，而自己從不捨得吃上一口。特別是我母親，對母雞下的這個蛋盯得尤其的緊。當時我們家有個鄰居，家裡有七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其中一個小名叫玉梅，也很窮。有一天，玉梅她媽抱著最小的孩子，在我們家雞窩前轉悠。見我母親抱著我站在窗戶前看著雞窩，於是就轉身走了。過了一會兒，又轉悠過來，又看見我母親在盯著她，於是又走了。正在此時，我睡醒以後哇哇大哭起來。母親哄我睡著以後，趕緊又盯著雞窩，卻看見玉梅她媽從雞窩前離去，手裡似乎攥著什麼東西。母親慌忙跑出來，人贓俱獲。
但是玉梅她媽好不容易才給她的孩子們偷了個雞蛋，自然不肯輕易放棄。兩個懷著舔犢深情的女人就這麼爭吵了起來，各不相讓。於是，從不與人紅臉的、瘦弱不堪的母親像發瘋一樣撲向玉梅她媽，硬是從她手中搶回了那個雞蛋，還把她渾身上下抓得都是血印子。玉梅她媽等我父親下班回來後，哭著向我父親告狀，不明就裡的父親為此還打了我母親一個耳光，母親很委屈。後來我母親回憶說，當時不知是哪裡來的一股勇氣，把玉梅她媽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因為自己心中只有一個念頭：“她偷走這個雞蛋，我的孩子就沒吃的了！”
就這樣，那隻母雞成了我們家的救命恩人。後來它老了，不再下蛋了，但我們家仍然不捨得扔掉或者吃掉，無論是從東街搬家到東關大隊，還是從東關大隊搬家到南住宅，一直養著它到一九七八年。在東關大隊住時，老母雞大概吃了地裡有農藥的種子，回到家裡已經不行了。母親一看，連忙把小刀用酒精燒了燒，把它的嗉子割開，把裡面的食物取出來洗乾淨，又用在酒精裡泡過的針線給它縫上。結果，老母雞居然又奇蹟般地熬了過來。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艱難時世（1972～1976） 五、援助非洲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國人民雖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體，但統治者總是愛到處打腫臉充胖子，號召人民“節約最後一個銅板，支援亞非拉人民的解放鬥爭”，要錢給錢、要糧給糧。我國援助“歐洲社會主義明燈”阿爾巴尼亞總計達七十億美元，結果霍查分子用這些錢修了一萬多個紀念碑、三萬座碉堡（「注」當時阿爾巴尼亞全國人口才二百萬人）。甚至我國援助的優質無縫鋼管，也被阿爾巴尼亞用來當電線杆子。除了“明燈